中国教会史 （二）转载
王怡牧师
2018年4月8日
第二讲】中华归主五十年
第一章讲到基督教前三次来华，跟新教来华的区别是什么呢？稍微回顾一下，一个是向北、向北、再向北；一个是向西、向西、再向西。19世纪来华的基督教，跟20世纪在华的基督教的差别又是什么呢？19世纪是宗派林立的世纪，到20世纪，自由派与基要派之分，变成教会内部最主要的区分。以1900年为枢纽，20世纪来华的宣教士，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局，就是接受自由派神学的来华宣教士，如过江之鲫，越来越多。
两个基督教在中国
稍微看看，1949年之前，20世纪前50年，是怎么一步步在中国教会中形成了自由派跟基要派两条路线，两个不同的教会系统，在某个意义上甚至说是两个不同的基督教。
一个是基要派的基督教，可以叫“中华归主”基督教。一个是自由派的基督教，可以叫“主归中华”基督教。这就是家庭教会和三自爱国会的最初源头。其实中华归主的英文，来自杨格非的一句名言，他说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这样，也不是为那样，唯一的目的是“为基督征服中国”。但到了20世纪，这个说法已经被宣教士们不耻了。
19世纪“为基督”，20世纪“为中国”。19世纪的宣教士对中国文化毫不妥协，20世纪的宣教士对中国文化十分热爱。我描绘的是一个大趋势。1900是象征性的转折。但其实，1890年的第二次在华宣教士大会上，这两个基督教的冲突就已经白热化了，围绕“祖先崇拜”问题，丁韪良与戴德生之间，已是针锋相对，不能调和。丁韪良说祖先崇拜不是拜偶像，教会需要尊中国文化，要宽容。戴德生尖锐反对，直接指控这是异端邪说。但在19世纪末，并没有形成“戴德生的基督教”和“丁韪良的基督教”之分。因为戴德生在当时的大会上，请所有认同他的人起立。结果台下全体起立，没有一个人认同丁韪良。
这就是我说的，19世纪末期的在华宣教士，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保守的基要派，基本不受母国的自由派神学影响。基要派与自由派，是99.9:0.1。这个优势，直到1900年的大屠杀之后，才被改变了。
有位官方学者这样表述，说19世纪的宣教士总想当中国人的“老师”，20世纪的宣教士终于愿意成为中国文化的“学生”。所谓孺子可教也。如果我问，19世纪的宣教士你们很熟悉的，对中国教会有很大贡献和影响的，能不能举出一些来？马礼逊，戴德生，伯格理，杨格非（对，杨格非是到你们武汉的）——盼望每个人都知道来自己家乡的是哪一位。还有谁？狄考文，富能仁，苏慧廉（你是温州的吗，苏慧廉是到温州的）。你们都听过他们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
但到了20世纪，来华宣教士对中国教会有很大影响和贡献的，基本上就没有了。你们能说出任何一位对教会大有影响的牧师吗？没有。有名的宣教士多半是对中国社会文化有影响的人物。你们知道谁？司徒雷登，赛珍珠。对，赛珍珠是著名作家，父亲是美北长老会的宣教士，她自己也是宣教士。但她强烈反对基要派，反对“那些喋喋不休的布道”。在她和创办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梅钦之间，曾经爆发了一场将20世纪的基要派与自由派、也将当时的中国教会与美国教会连接起来的争论。赛珍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概是在华宣教士中社会名望最高的人，她回国发表了对保守派宣教的目的和方式的批判。梅钦严厉指控她背离了基要信仰，要求宣教委员会将她驱逐。结果梅钦被批判为不宽容，赛珍珠倒很有风度，承认梅钦的判断是对的，我就是一个自由派怎么样，人家华丽转身，主动退出了长老会。
民族主义的教会梦而对中国教会来说，1900年的结果导致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个思想也逐渐进入教会中。落后挨打的民族危机，使教会也产生了强烈渴望摆脱西方宣教士的，一种“青春期”诉求。
1910年的爱丁堡宣教大会，是中国牧师第一次出席全球教会的聚会。年轻的陈静怡（他成为1949年前的自由派基督教的主要领袖），在大会上宣称，教会一直都是church in China（在中国的教会）。但现在我们需要church of China（属中国的教会）。中国人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教会。其实这是三自爱国运动最初的版本，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教会梦”。但这个梦不是把教会的梦做大了，而是把教会的梦做小了。从这时开始，本土的自由派领袖开始登上舞台，教会梦开始成为中国梦的一个支部。
其实这个民族主义诉求与自由派神学的结合，也有一部分合理因素。因为保罗去任何一个地方宣教，他的策略都是去当地的头一个城，以弗所，腓立比，在那里传扬福音。因福音就生出神的子民，建立教会。于是他就在信徒中间一年或三年之久，坚固他们。这个建立教会的过程，最后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们当中选立长老，他对提摩太也说，你要在各城设立长老。设立众长老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地方我已把福音传遍了，要去另一个地方了。这个地方的教会就要“交托给神恩惠的福音”，这样就完成了宣教。保罗从来不会直接保持对当地教会的控制，更不会长期如此。
但在这方面，宣教士来华一百多年了，到1907年第三次宣教大会，刚好是马礼逊来华100年。这时大家才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到1907年为止，教会来华100年了，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把他们“交托给神恩惠的福音”的当地教会。差会和宣教士们几乎掌握着所有中国教会的治理和教导权柄。
这导致了中国传道人对宣教士的普遍不满和矛盾。青少年翅膀硬了，父母却管得很严。我们大概都有类似经历。但这并非都是宣教士们的问题。1900年是空前的教难，在中国北方，大部分的华人牧师和传道人都殉道了，数十年的本土精英，付之一炬。差会可以源源不断地新补血，但本土精英不是一夜之间能形成的。
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教会史上，出现了两次“羊没有牧人”的局面。就是家庭教会一直喜欢说的这句话，叫“羊多牧人少”。
一次是1900年之后的20年。一次是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文革一开始，地上已经没有一个牧师了。因为牧师要么已经卖主了，要么就在牢里，要么被劳动改造。政府认为牧师是吃闲饭，好逸恶劳的人，你们不上班让信徒供养你们，所以之前剩下的现在都下到干校劳动改造去了。地上的教会基本上没有传道人。
所以中国家庭教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平信徒福音运动。它是从平信徒兴起来的一个教会运动。在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1949年前按立的牧师还在带领教会。没有，一个都没有，有也是叛徒。所以神是在旷中，就是圣灵在平信徒中兴起一批游方布道的牧人。有些平信徒被兴起来时，圣经都没读完一遍，因为手抄的，很少见。但圣灵感动他们，催逼他们，就出来游方布道了。这几乎就是20世纪下半叶的河南教会和安徽教会的历史。所以家庭教会是一个平信徒游方布道的奋兴运动，是我稍后要讲到的1927-1937年的奋兴运动的继续。
1900年的世纪婴儿
直到1920年代初，华人牧师的数，才开始恢复到1899年庚子教难之前的水平。花了整整20年。因为20年一代人才能生长起来。但是上帝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是在1900年前后，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一批“世纪婴儿”。这批世纪婴儿，到20年代后陆续登上教会舞台，然后上帝使用给他们，赐下了1927-1937的大复兴，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基要派教会传统。这批人也成为影响中国教会直到今天的一代属灵伟人。这批世纪婴儿，包括王明道（1900），家庭教会最要的属灵领袖。计志文（1901），30年代奋兴布道运动的杰出领袖。宋尚节（1902），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倪柝声（1903），开创了中国基要派教会中一个最大的教派聚会所。还有王载（1898），稍大一点，和倪柝声、宋尚节一样，都是来自福建的布道家，被称为“中国的慕迪”。还有赵君影（1906），稍小一点，是40年代大学校园福音运动最要的领袖。
你们还能说出哪些？丁立美，贾玉铭，他们年长，是王明道的前辈。林献羔，袁相忱，他们年幼，是王明道的晚辈。这批教会的世纪婴儿都在庚子年前后相继出世。唐崇荣牧师曾说，“这表明神是历史的主宰。你杀掉一批，我就生一批更伟大的出来”。
到了1920年代，当他们一登上中国教会的舞台，教会的属灵领导权和属灵权威，以及19世纪宣教士向我们所传的那个基要派的福音，就整体上从宣教士群体，转移到本土传道人群体了。一个基要派的基督教和一个基要派的中国教会，就在中国形成了。这要稍微晚于另一个自由派的基督教的形成，因为自由派这时已有一大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了。这是上帝很特别的运筹帷幄。
其中王明道的经历最特别。他父亲是长老会信徒，庚子事变带着全家一起逃难，大概是逃不出去了，总之那时非常艰难，他父亲经历到信仰上的软弱和危机，就悬梁自尽了。他当时还在妈妈肚子里，母亲身怀六甲，躲进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王明道是在美国驻华使馆出生的，按中国人的观念，他叫遗腹子。这是上帝赐给中国教会的一个遗腹子，也是19世纪的在华宣教士留给20世纪的中国教会的一个遗腹子。
这群世纪婴儿都有自己的成长路线，我们就不详细谈了。王明道出生于1900年，记他比较简单，1925 年他25岁，加入了当时一个要的基要派领袖联盟，叫“笃信圣经会”。他年龄最小，担任秘书。其他人有贾玉铭、余慈度、李渊如、王峙等。1927年他27岁，创办了《灵食季刊》，“中国大复兴”就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955年他55岁被捕，家庭教会运动开始了。
基要派的阵营
我稍微列举下基要派教会的阵营。其中几大块，先看宣教士和他们建立的宗派。到1920年代，大部分宣教士和他们所领导的宗派都自由化了。
因为辛亥革命，再次带来民族主义的高涨。中国要独立，要废除前清的条约，不要受外国人欺负。这时教会就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替罪羊。如果你排外，如果你反对帝国主义，你不可能不连着基督教一起反。
1911到1922，是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这个文化上的反教情绪一直在酝酿。到了1922，中国迎来了1900庚子事变后，规模最大的新一轮反教运动，称为“非基督教运动”。意思就是以基督教为非。你为非，他作歹。非基督教运动又很快变成“非宗教运动”，就是以一切宗教为非。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既然19世纪的基督教与20世纪的基督教不一样了。那么19世纪的中国反基督教的原因，也跟20世纪的中国反基督教的原因不一样了，甚至是截然相反了。
19世纪的中国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是洋玩意，是“西方的”，跟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不相配。但到了1922年，反教的理由变了。因为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了新世界的偶像。而这两位“先生”都是从西方来的。因此反教的理由，现在不是因为基督教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基督教“不够西方”，不够现代，不够文明。原来基督教已经被西方抛弃了，西方现在最好的东西不是基督教，而是民主和科学。
总之，以前嫌你太洋，现在嫌你太土。这是新文化运动起来反基督教的原因。这也是自由派神学笼罩整个西方教会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不与时俱进，就要被视为中世纪的愚昧产物了。
这时，和庚子事变一样，也出现了文化层面的冲突跟国家层面的冲突的再次结合。首先，非基督徒运动是从北大的学生和教授们开始的。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你们喜欢的所谓民国大师，几乎都是反基督教的。只有几个人，钱玄同和周作人他们站出来，主张宗教自由。那时教会没有什么人能站出来护教。自由派也有一批教授，但他们很尴尬，说话也没有分。而基要派教会才刚刚满20岁，根本没有文化上的代表人物。周作人他们就仗义执言，说你们这样欺负基督教是错的。他们就发表了一个《宗教自由宣言》。这几个人虽也有名望，但在反教风潮里人微言轻。这是文化层面上的反教，以北大为代表。
但同时，国共两党的左派都积极掺和推动，是“非基运动”中的政治力。跳得最起劲，幕前幕后做了大工作的，就是共青团。恽代英是早期共青团的领袖，特别负责宣传部。他讲过一句名言，你可能听过，叫“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所以任凭基督教传扬下去，就要亡国亡种了。国民党的左派代表是汪精卫，他是坚决把教会赶出学校的主要力。
非基运动从1922到1927，完成了一件最要的事，就是所谓“收回教育权”，消灭了教会学校。学校都还在，但被教育部接管了。不再承认教会有办学校的权利。出钱可以，出人也可以，但不能管理学校，不能将基督教放到必修课程中去，更不能要求师生参加崇拜。尤其是在小学和初中（1-9年级），是彻底把基督教从教育中赶出去。在高中和大学，宗教教育可以作为选修课和课外活动而存在。
关于基督教教育，我们常反思一件事，就是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一个反教主力，就是教会学校的学生群体。带头上街示威游行，带头反对宣教士，带头要求“请把我们收回为中国学校吧”的，竟然就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们。特别是五卅运动爆发，导致国内民族主义的一个浪潮，当时几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大学、中学都上街游行，集体签字要求政府收回学校，赶走西方宣教士。
这正是自由派神学，这“另一个基督教”在中国形成所导致的局面。当宣教士们离开了灵魂得救的福音焦点，把教育从“为基督”变成了“为中国”，从“为教会”变成了“为社会”。教会学校所培养的绝大多数人，就都是随从世界潮流的人。而当时的潮流就是左派思想。包括当时的英美在内，世界进入了“粉红色年代”。苏联是大红色，因为有大红龙嘛，血流成河。而整个欧美都是粉红色，就是今天所谓“白左”的祖先。既然全世界的潮流都是左派，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也是左派，所以教会学校逐渐成为中国左派思想的大本营。王光美，江泽民，江竹筠（就是红岩中的江姐），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邓小平的母亲也是教会学校毕业的。连方志敏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而他的部下却绑票杀死了宣教士。
那些受自由派神学影响的宣教士们，太想通过传扬基督教来改变中国现实。怜悯和文化事工的目标，开始步步压倒福音的焦点。而他们对福音和圣经的理解又受到自由派神学影响。19世纪后半期的高等批判，形式批判，已开始否认圣经的权威性。此消彼长，短短20年后，中国教会就自食其恶果了。
1927年：大复兴
但1927年却是一个想不到的转折点。圣灵浇灌中国，做了一件看似偶然而奇妙的事，使这一轮反教运动忽然消停了下来。在这一年，上帝让那个以武力统一全国的人信了耶稣。一开始是冯玉祥，他占领北京，统一北方，最有可能统治全国。他不但信了主，而且为主火热，在北方发起了一场灭佛运动，在军队设立随军牧师，曾经一次布道，就有5000士兵受洗。《时代周刊》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称他是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一支私人军队的“基督将军”。不过，没想到的是，最终统一全国的却并不是他，而是他的对手蒋介石。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蒋介石竟然娶了宋耀如牧师的女儿宋美龄，因此信主受洗。而宋牧师的另一个女婿就是孙中山。所以我鼓励那些家里有几个女儿的母亲啊，你们在家中的敬虔服侍，很有可能改变整个国家。
这样，一场持续十年的大复兴，也从1927年拉开了帷幕。这一年，王明道创办《零食季刊》，计志文成立了“伯特利布道团”，倪柝声在哈同路文德里开始了聚会处，广州举行了第一届培灵研经大会（香港也在第二年举办培灵研经大会，成为后来一直持续的港九培灵会）。“培灵”二字由赵柳塘牧师提出，从此成为中国教会特有的大复兴术语。而宣教士中最保守的一个基要派组织“基础联盟”也在1927年成立。战火稍停，圣灵浇灌，整个基要派基督教的大复兴即将开始。另外，自由派的基督教，也在这一年进入一个高峰，就是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
之所以说是奇妙转折，因为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在1927年攻下南京时，还发生了整个20年代反教运动中最恶劣的“南京事件”。士兵烧毁教堂，杀死六位宣教士，其中包括南京金陵大学的副校长文怀恩。这个事件轰动海内外，大家本来对蒋介石的军队还挺有好感，期望他统一中国。结果很多宗派在那时开始撤离中国。
但接下来，神却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不是从天上降下火来击杀蒋介石，而是给蒋介石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宋美龄的妈就跟他说，你必须信耶稣，他说那我得把圣经好好读两遍。结果他行军途中就开始带着圣经读，后来在上海跟宋美龄结婚，然后受洗。他是先结婚，后受洗的，你们千万不要学他。蒋介石信主受洗后，整个国民党内的反基督教浪潮就消退了，直到抗战爆发之前，上帝给了中国十年和平，也给了教会十年大复兴。
神是怜悯的，神也是公义的。若以旧约的语言来描绘，上帝饶恕了蒋介石，对他说，介石，介石，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你若悔改，我就将你高举，把我的女儿嫁给你，把这块土地交给你统治。你的罪我必要追究，但你统治这个国家还可以到1949年。之后你要每天清晨起来读经，祷告，这样你还可以保留一个岛，直到八十岁。我必在金门为你设一个边界，我要兴起风浪，使你的仇敌在那里被杀，必不能过来。
注意，这场大复兴在整体上，并不是宣教士点的火，而是一群本土的奋兴布道家的兴起。当然这些布道家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们等会再看基要派的第二个板块，就是宣教士中的基要派。下面我们来看大复兴之前的本色化运动。
“三自”和本色化运动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回头说1911年后就出现了“三自”的观念和本色化运动，或者称为中国自立教会运动。
三自就是自治，自传，自养。好不好？好得很。因为这基本上就是长老会植堂的原则和精神。而“三自”最早也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倪维思提出的。
我们植堂时，就是看这三个目标。第一是财务上的自养，你们哪一年能做到财务独立，不再需要母堂的财务支持，两年？三年？还是要九年？这是自养的目标。但自养的目的，不是问什么时候能把钱还给母堂，而是说，你何时能自己成为母会，再把钱给出去，帮助建立新的教会。也就是问，你什么时候成家，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并且生养众多？我们现在用“种子基金”的方式帮助植堂。比如迦南堂，我随口举例，假如母堂每个月支持他们七千元，三千五帮助供养传道人，三千五帮助教会事工。半年后，我们就要求迦南堂每月开始返还10%，就是700元。第二年之后每月返还15%，第三年30%，第四年40%，第五年60%，直到将母堂支持他们的钱，全部返回种子基金。注意，返回的意思，是使“种子基金”可以继续滚动，支持下一个植堂。每个堂也都以这种方式，参与了大使命。所以植堂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实现自养。
第二个目标是自治。自治的标记是建立了自己的长老会，“在各城设立长老”。举例，德阳的秋雨青草地教会早就自养了。母堂不给他们一分钱，我们去年开始恩约堂时，他们奉献了几万元；我们建归正学堂时，他们也奉献了几万。他们在财务上已成为一个可以给出去、也愿意给出去的布道所。但他们仍然不是一间堂会，因为只有一位长老，就像一根筷子无法吃饭。所以他们还是以母会的长老会为他们的长老会，直到有了第二位长老，建立自己的长老会，这样它就自治了。
第三个目标就是自传。比如我们有七个布道所，平时都是实习传道讲道，但掰饼和施洗的时候，就需要母堂派牧师和长老去。因为大使命的一个外在标记，就是“为万人施洗”。但圣职的呼召没有被建立和确定，就不能自传。教会目前压力特别大的一件事，就是布道所太多，但长老太少。所以大家要切切祷告，使传道们能早日按立，成为牧师、长老，使布道所早日实现“三自”。
这是一件最幽默的事，其实中国的家庭教会是最“三自”的教会，而中国的三自爱国会却是彻头彻尾“不三不四”的教会。第一，三自系统很多传道人的薪水仍然有政府补贴，没有自养。第二，也没有自治，因为在教会的长老会之上还有一个长老会，由一群不信的人组成。这个冒牌长老会叫统战部，又叫宗教局。第三，他们也没有自传，因为传道需要政府批准，不准跨地区传道，不准给18岁以下的人施洗。所以他们是彻彻底底“反三自”的教会。
所以，此“三自”非彼“三自”。1911年前后，中国教会的最大诉求，是在西方宣教士及差会、母会之下实现自立，就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一个正当的、教会论上的目标。你养儿是这个目的，宣教也是这个目的。不是让人家一直成为你的“子教会”，而是让它成为独立堂会。但宣教士们有点迟缓，加上1900年的大换血，所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后，中国教会等不急了，就站出来反对宣教士，努力想从他们中间独立。这个过程也产生一些彼此伤害，也让很多宣教士伤心。
但反过来，一部分中国教会觉得宣教士们太霸道，老是不给我们权柄，老是觉得我们不够考牧条件，不够按立条件，不可以当长老，不可以当执事，总把我们当未成年人看。这里边有很多主内的恩怨情仇。这些恩怨情仇不化解，到1949年后政治运动一来，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变成了很可怕的控诉传道人、控诉宣教士的运动。所以，教会内部若有问题没有处理，只要政府的逼迫一来，弟兄之间什么控诉都出来了。
但还有一部分教会，他们之所以脱离差会，不是因这些恩怨情仇，而是看见自由派神学逐渐控制了宣教士群体。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分争。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好意。这一等人脱离西方差会，是出于忠心。他们脱离后，就成了中国的基要派教会。那一等人脱离西方差会，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他们脱离后，就成了中国的自由派教会。
山东大复兴
大复兴运动有两个要地区。一是山东，一是福建。主要的奋兴布道家和基要派力，几乎都来自这两个地区。来自挪威的女宣教士玛丽孟森，中文名字很好听，叫孟慕真。她写了《中国大复兴》一书。有人称玛丽孟森是“中国家庭教会之母”。不过，这显然夸大了宣教士在这场大复兴中的位置。大复兴的核心力，是从整体上脱离西方差会和宣教士的本土奋兴布道家群体。大复兴是整个中国教会“被托付给神恩惠的福音”的一次属灵权柄的彻底转移。这也是上帝为抗战爆发及1949年的大变局所做的预备。福建是另一个大复兴的源头。因为庚子教难是在北方，对南方影响很小。南方没有那么多人殉道，就几个白莲教的人晃了一下就跑了，没有太大的势力。而福建是整个教会进入中国最根深蒂固的基地，它基本上没有受到1900年的冲击，也没有本土精英的丧失。于是，中国一半的奋兴布道家都是从福建冒出来的，而且大都出于“三代基督徒家庭”。
19世纪的基督教在福建生儿养女，直到生出了倪柝声，宋尚杰，王载，还有唐崇荣。唐牧师幼年丧父，是妈妈带着他下南洋的。
回到山东。另一位宣教士柯理培写了《山东大复兴》一书。1860年后，山东逐渐成为长老会的基地。长老会从闽南开始，沿着海岸线，不断北上。最后，他们选择了山东，视为“中国的新英格兰”。狄考文这一批长老会的精英都在山东，在登州建立文会馆，这是中国第一间教会学校，后来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齐鲁大学的前身，也被比附为“中国的普林斯顿”。还有葡萄酒，也是最早带去山东的。所以长老会传统是用葡萄酒分杯。只有山东长老会才有葡萄酒。但到了1920年代，自由派神学西风东渐，齐鲁大学的神学院也很快就自由化了。
1900年，上帝还做了一件奇妙的事，山东是教难的灾区，当年登州文会馆只毕业了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未来的基要派基督教的一代属灵巨人贾玉铭。
另外，还有一位在庚子教难中逃亡出来的长老会宣教士，叫古约翰。他的主要服侍地区是东北和山东，他所到之处总是能看见复兴的火。古约翰是1927年开始的山东大复兴的种子，上帝透过他，带来了1900年后的第一波复兴运动。
如果说，王明道是上帝在1900年赐给中国基要派教会的遗腹子，贾玉铭就是上帝在1900年赐给中国基要派教会的毕业生，而古约翰就是上帝在1900年赐给中国基要派教会的幸存者。一个遗腹子，一个毕业生，一个幸存者。在1900年的属灵版图中，没有其他任何事，任何人，比他们更要。
基要派宣教士
这样，我们就转到中国基要派里边的第二个阵营，就是宣教士中的基要派。他们在20世纪的宣教士中是少数派，通常被视为不受欢迎的“麻烦制造者”。但对20世纪的中国教会、尤其是对家庭教会而言，没有其他宣教士比他们有更大的贡献。除了古约翰以外，还有两位最要的代表人物，一位叫白秀生，听上去像秀才，来自美北长老会，被称为“中国基要派的先锋”。他成立了圣经联盟，把宣教士中的基要派联合在一起。宣教士一般夏天去哪里避暑？最著名的两个地方，就是庐山和鼓浪屿。20世纪的中国史，凡是有人上庐山开会，都是不得了的大事。那年夏天，这帮基要派宣教士上了牯岭，开了一次庐山会议，影响了中国教会一百年。因为他们成立了一个圣经联盟，发表了一个基要派宣言，并且猛烈抨击来华的自由派，猛烈抨击向中国输出自由派宣教士的美国母会。有点像今天的改革宗，当时中国大多数教会和差会都不喜欢他们。白秀生就是其中最要、最不被喜欢的一位。
第二位叫赫士，也来自美北长老会，他被称为“中国基要派的基石”。注意，几乎一半以上的基要派宣教士都来自美北长老会。20世纪的西方在华宗派里，只剩下了“美北长老会”一家，是极大影响了中国基要派教会和未来的家庭教会的宗派。不是说其他宗派连一个基要派都没有，而是说在其他宗派中，都是自由派掌权，基要派人士是偶然和零散的。而“美北长老会”里又有不同区会，大部分也都自由化了。只有两个区会，是西方在华宗派中的“保守派大本营”。
一个叫“山东区会”，一个叫“江北区会”。其实那一片联在一起。感谢主，一百年后，我们现在也有“徐州区会”跟“山东区会”，希望他们将来再次成为中国的保守派大本营。
赫士和华北神学院山东区会和江北区会，联合做了一件事，对中国基要派教会有大影响。山东区会是齐鲁大学董事会的几个主要差会之一。但因为齐鲁大学神学院逐渐受到自由派影响，院长就是赫士。他就带着几个教授，还有当时18个学生，集体出走。在山东滕县建立了“华北神学院”。
接下来，山东区会和江北区会说，好，我们一起来办这个神学院。这件事很像1929年美国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建立。梅钦和几个教授，从已经自由化的普林斯顿神学院，集体出走，建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成为美国保守派教会的根基。同样的事在中国，提前了10年发生。
有诗为证：秀生作先锋，赫士成基石。耶稣是基督，教会进家庭。
赫士在2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批判自由派神学对教会的腐蚀，尤其是对教育的毒害。他说，今天中国的教会学校，“将被证明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真是先知的话。共产党才刚成立几年，他怎么知道这事呢？因为神给他有这样的智慧让他看见通过华北神学院，基要派的宣教士，就跟本土的基要派传道结合了。贾玉铭接任赫士，做了华北神学院的第二任院长。杨绍唐是华北神学院的毕业生。创办“西北灵工团”的张谷泉牧师，也是华北神学院的学生。王明道虽不是华神的学生，又不是华神的老师，也经常被邀请到华神去聚会。
基要派阵营的第三个板块， 就是内地会。他们是跨宗派差会中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的、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仍然保持了基要派信仰的。感谢主，因为他们不但规模最大，历史最久，也对中国教会影响最深。换言之，从福音事工和基要派立场而论，称戴德生为“中国家庭教会之父”，也毫不为过。
归纳一下，基要派的基督教在1949年前形成，有三个主力，一是美北长老会（两个区会和一间神学院），一是内地会，一是山东大复兴。前两个是宣教士阵营，后一个是本土布道家阵营。
自由派的阵营
自立运动开始后，大部分中国教会，很快就脱离西方宗派，成为自立教会。自立就是跟你没有组织上的关系。自立的动机很复杂，除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和要命的自尊心，利益与权力之争，也是自立运动成为一场“大跃进”的要因素。如自立运动的要领袖，上海的俞国祯牧师。他是长老会，因为会堂的教产争执，干脆脱离，宣布成立自立长老会，后来又成立自立长老会的总会。
自由派的阵营，也有三个最大的板块。第一个叫基督教协进会。1922年成立，大部分自立教会都加入了。几年后，基本上代表了大概30%-50%的中国基督徒，是当时最大的教会。当时内地会有点犹豫和扎，也想竭力跟教会合一。既然大家一起成立“属于中国的教会”，戴德生的名言说，我有一千条命都不会不给中国。你不加入，显得你们内地会要自己搞地盘似的。于是咬一咬牙，加入了协进会。但到1925年，内地会就忍无可忍，宣布退出，因为他们看穿了协进会是一个自由派组织。这样，直到1949年被赶出中国，内地会都坚持了一个原则：保持独立，不在中国加入任何教会合一运动。不过后来，他们还是成为了一个基要派联盟的非正式成员。
第二个组织，是在基督教协进会的基础上，在1928年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教会。协进会和中华基督教会，可以称为1949年前的三自“两会”。他们的主要领袖是陈静怡，可以称为1949年前的吴耀宗。当然，道一变至于齐，再一变至于鲁。1949年前的“三自”，依然保持了在国家面前的独立。到1949年后的“三自”，每况愈下，终于高声喊出了“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
加入“中华基督教会”的，有几大板块。一块是仍在西方差会和宗派之下的教会，比如大部分浸信会，大部分长老会，和全部圣公会。长老会、公理会和大部分差会都完全并入了“中华基督教会”，没有加入的是圣公会和部分浸信会。这些西方在华宗派基本都是自由派教会，不是说里面每个人都是自由派，但总体上是自由派掌权的教会。第二块是那些从西方宗派和差会脱离出来的自立教会或本色化教会。他们同时被自由派神学和民族主义所笼罩——这也是后来的三自运动的两个特征。两块加起来，占了蛋糕的70%。
奋兴与抵抗
1928年“中华基督教会”成立。1929年，基要派宣教士群体与基要派的本土布道家们，一起成立了“中华基督教联合会”，抵抗这个轰轰烈烈的自由派的合一运动。这个联合会宣称，要把教会建立在“一个真正的、福音派的信经基础之上”。
顺便说一句，在那个时代，“基要派”和“福音派”是互换的。我们会在1979年后再来看他们的区别。
基要派中的三大块，美北长老会，内地会，以及本土奋兴布道家，贾玉铭，丁立美，伯特利布道团，杨绍唐等都参加了。还有一些较保守的宗派如美南浸信会和门诺会等也在其中。“基要派的先锋”、宣教士白秀生担任主席，杨绍唐任副主席，贾玉铭、丁立美任执行委办。几年后，贾玉铭就连任主席，直到抗战爆发。
1927-1937年的大复兴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亲自兴起这些少数人，然而在属灵的话语权柄和生命传承上，他们是中国教会的根。中国教会的教导权柄，随着这场大复兴，从宣教士群体那里，转移到了这批本土的奋兴布道家那里。因为在古约翰之后，因为受到母国自由派神学的控制，在华宣教士中就再也没有出过一个像宋尚杰这种疯子了。
“宋疯子”，是圣灵亲自在中国预备的主的仆人。他是福建莆田人，爸爸是牧师。他十几岁时，爸爸出去聚会，他就替父亲上讲台，人就称他“小牧师”。他后来想做传道人，去美国读书，弟兄姐妹就奉献，供他去。结果他说先把大学读完、再读神学院，他就勤俭节约，三年把大学学分修完了。因为读的时间越短越省钱嘛。当地报纸登了新闻，说有个穷小子三年读完大学。
然后他写信回来，说想把硕士读了比较好。大家又支持他读硕士，然后回来当牧师。结果他又给家里写信，说还想把博士读下来。教会又支持他拿到博士学位。这下他不好意思了，其实他根本不想当传道人，因为他混得挺好，在主流世界吃香，是个活动家，经常在学校搞活动，请一些著名学者像杜威去学生会演讲，前途一片光明。
但有一次，上帝带领他听到一篇布道，很有意思，是一位16岁的小姑娘，身穿白衣，站在凳子上讲道。他受到极大冲击。想起我来美国是要做传道人的，结果我把博士都读完了。他就决定去纽约协和神学院读书。但这个神学院当时是自由派的大本营，进去几个月，他就发现院长是不信主的，同学们多半也不相信圣经。而他是来自福建的三代基督徒。协和神学院和他从小的信仰太不一样了。
于是他就呼召老师悔改，呼召同学悔改，说你们要生。结果院长就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了。他在里边关了半年多，到处写信求援。终于有个以前的老师，到精神病院把他弄出去。他在里边用不同的方法把圣经读了很多遍，也经历到圣灵特别的带领。于是宋尚节启程回国，在船上就把博士文凭扔海里了。回来后，就成了一个奋兴布道家，在中国跑了很多地方，而且还跑去南洋。
其实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改革宗教会和归正神学运动中，有两个最要的牧师家庭，一个是赵忠辉和赵天恩父子，一个是唐崇荣和唐家兄弟。唐家和赵家都是上帝大大使用的牧人之家。教会也有赵家人，还有唐家人。而唐崇荣和赵中辉，这两位是直接受益于这场奋兴布道运动的。改革宗人士不要有太苛刻的批判眼光，看这个不归正，看那个不改革宗。只要你属于中国家庭教会，让我告诉你，你属灵的妈妈，属灵的叔叔，属灵的奶奶，统统都不是改革宗。你明白吗，成为法利赛人的快速方法就是恨法利赛人。很危险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人以为，成为改革宗人士的最好方法就是讨厌非改革宗的人。
但赵中辉牧师是在王明道的布道会上悔改信主的。而唐崇荣在幼年，就宋尚杰的讲道，整个在印尼的，南洋的教会的运动是宋尚杰播下的种子，是海外布道团播下的种子。所以你都是从他们当中生长出来的，你如果比他们更明白一点福音，或自认为更加明白一点福音，你怎么能反过去藐视上帝的工作呢？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仍然是王明道、宋尚杰他们属灵的后代。早期的成都秋雨之福归正长老教会到宋尚杰很厉害，王明道的有些教导在今天看是有些道德主义的地方，但是他特别强调生，他其实是长老会传统长大的，但是他不是长老会的，这个让我们长老会的人谦卑。因为他是受到浸信会的影响，在一个大冬天12月 的时候，他叫几个同学，一起在冰窟窿里边砸了一个洞，就跳下去自己施洗，从此就脱离长老会，他就去做独立堂会，就是浸信会的独立堂会。
神就是这样用，你有什么好不满呢？你只有感谢神的恩典何等浩大。
所宋尚杰特别强调悔改。所以他们一个强调生，一个强调悔改。宋尚杰对悔改的呼召非常严厉的，他很多时候说“你们这些死人。”他不但说你们这些死人，而且他把棺材抬到讲台上，他抬到讲台上说，你们这些死人。后来棺材抬上去太麻烦，然后他就找人做了一个小号的棺材，大概就这么大，他每次讲道就拖着一个棺材上去，讲道一定的时候说你们这些死人，要悔改。好厉害，这种疯子，为主竭力奔跑，43岁就归回天家。感谢主在二三十年代兴起了这一批的本土的基要派人士。中国的基要派人士，在他们中间又可以分成两种，这个跟后边三自运动也有关系。一种就是独立教会的基要派，倪柝声，宋尚杰，王明道。还有一群留在宗派中的基要派，留在西方宗派当中的基要派。留在西方宗派当中的这群基要派在49年前都是非常坚定的基要派，但是到了49年后都加入了三自，这是一件很叫人忧伤的事情。
其中三个很要的人，一个是贾玉铭，他被一本书叫《中国教会三巨人》，列出来的中国教会三巨人：王明道、杨绍唐和贾玉铭。但那个时候可能把杨绍唐看的太高了一点。过了几十年，大家通常会说，要么从奋兴布道的角度来讲，会说宋尚杰、倪柝声、王明道三位。如果不完全从奋兴布道的角度来讲，会说贾玉铭、王明道和宋尚杰。中国教会当中有谚语，王明道讲道德，倪柝声讲道路，贾玉铭讲道理。
贾玉铭是神学家，贾玉铭是49年前中国最好的神学家，最优秀的神学家，也是一位改革宗的神学家，是做过华北神学院院长的神学家，是整个长老会在中国结出来的神学的果子，也是当时非常要的基要派，他对倪柝声也有很多影响，他早年扶持过倪柝声，但是到49年以后，他也加入三自。还有一位杨绍唐，杨绍唐也是当时很著名的基要派，他是华北神学院的毕业生，他在南京政府里对国民党有很大的影响。
我曾经有次讲道有提到他，在48年时候，杨绍唐在南京凯歌堂讲道，他借用旧约的先知呼召南京政府要悔改，呼召国民党要悔改，指出他们很多的罪，而当天蒋介石就坐在下边听道。那是非常勇敢的人，有几个牧师敢这样讲道？蒋介石就坐在下边，你敢呼召他悔改，你敢说国民党败坏，国民党腐败，你们要悔改，不然上帝要审判你们。有几个传道人敢这样讲？蒋介石上去握住他的手，说，杨牧师，你的道讲的好，我们真的需要悔改。但是来不及了，上帝不给他悔改的机会，让他去台湾抄圣经去。但是能够在君王面前的这样的一位，到了49年后加入了三自，在共产党面前再也不敢讲这个道了。
还有一位叫陈崇桂，也是典型的神学家，也是做过神学院院长的，很重要的基要派的人士。到了49年不但加入三自，而且陈崇桂是三自头面人物中第一个站出来批判西方宣教士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批判帝国主义的走狗马礼逊》，然后列举了马礼逊七十条罪状。从他这篇文章开始，然后全国就开始写文章批判宣教士了。很有意思，在宗派当中的这批基要派在49年后仍然不是家庭教会的根基，家庭教会的根基是神学上你可以说是受到了山东区会、江北区会，华北神学院的影响，但是从教会和生命的榜样来说，他就是本土复兴出来的这批独立教派当中的奋兴布道家，是神给中国教会留下的1900年前后的这批世纪婴儿，这批人是中国教会的种子，是49年后家庭教会的传承。
另外一边还有一个机构不可不提，因为它彻底地影响后来的三自运动。在49年前我们说自由派他从组织上有一个协进会，然后中华基督教会，另外还有一个叫基督教青年会。在春熙路的地方就叫青年会，现在还有青年会的房子，你可以到春熙路看到。青年会是一个完全被自由化占领的，社会福音派占领的机构。到现在我在前些年去台湾，我们见到台湾的女青年会的会长，你知道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女青年会的会长是佛教徒，她根本不信主。在台湾的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基本上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组织，他们是文化组织，主要是暑期教英语、体育、当然也看顾社区中孤寡老人，完全成为文化和公益的组织。他们里面的原则是信仰自由，他们当中会讲基督教，但是你想信就信，不信也没有关系。他们说现在组织给老年人有服务项目，来参加的志愿者其中大部分不是基督徒，而且佛教徒比基督教更多。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那么严，但还是一样的。
其中很要的一点，共产党在1949年前在青年会中做了大的工作，因为青年会倾向左派的思想，共产党在当时的教会学校，和当时的青年会当中大发展了许许多多地下党员。基本上可以说基督教青年会是被控制在地下党的手中，这个也为1949年之后的三自运动提供了干部队伍。因为49年后共产党建立的三自系统，基本上主要的领袖都是从青年会出来的，因为其他的牧师都被打到了，都是从青年会出来的。青年会在很早的时候，就不但在青年会 里打下人，而且开始送到国外读神学院。
其中有著名的几个，一个叫李储文，前几天我看到消息，复活节前3月22日他去世，大概98岁，差不多快100岁。他在1949年前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牧师，而且是从美国读神学回来的，据说讲道很有恩赐，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听他讲道。49年后三自运动一起来，他就成为三自运动的领导，成为全国三自的秘书长。秘书长实际上是三自最主要的领导，实权派的领导人物。在1966年文革开始，1967年红卫兵开始批斗他，那个时候谁都要被批斗，他被批斗游街示威，打他，他受不了，他就向党组织报告求援。然后暴露他的身份，他是从30年代开始被党安排进教会的地下党员。所以上海市就立刻把他调到上海市外事办主任，就调离了基督教界，1978年他就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副社长。你知道香港没有回归之前，所谓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就是中央政府驻香港政府，他是担任香港的第二把手，一直到退休。他从来没有对基督教界工作说一个字，严密守党的纪律。
像这样的人还有。还有一位是三自的副主席是赵复三，他是党安排在教会中，也是安排到美国读神学回来，然后回国后成为三自主要的领袖。到了80年代的时候他成为全国三自副主席。但是很有意思，89年六四时候，他正好带领基督教宗教代表团在欧洲访问。访问的时候发生了六四事件，他就公开声明认为政府开枪是不对的，之后他就宣布叛逃，就再也不回国了，他就脱离共产党，揭示出他是党一直安插在教会的地下党员。
最近这几年还有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们对三自的研究，三自里面叛出来的人很少，弃暗投明的人很少，天主教里边弃暗投明人很多，三自里面不多。其实对里边的掌握了解，赵天恩牧师在他的《中国当代基督教史1949—1998年》，在这本书里边，对三自运动有很多资料，他掌握的资料非常的全。在他之后是香港的邢福增教授，他对整个的三自运动，五六十年代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了解和研究是比较深的。
但是在最近几年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吴耀宗，他是三自的领袖。吴耀宗的儿子站出来了，他儿子今年86岁。从两年前他84岁的时候，他站出来揭露三自。他现在在美国，他说人已经老了，快要死了必须要说真话。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写他父亲的文章，叫做《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的父亲叫落花，我的父亲一直认为他所相信的基督教跟共产主义是没有冲突的，他一直是很真诚的。虽然他认为父亲是悲剧，但是他的父亲是以基督教的名义一生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而且真心的认为跟共产党是一致的，结果被共产党利用和出卖，到现在我父亲留给我的四十本的日记不还给我。
吴耀宗每天写日记，当天吴耀宗去世之后，四十多本日记，统战部就借走了，借去看看，就一直不还他。他这些年一直打官司问统战部要，最后宗教局告诉他，这个是国家财产，然后他就跟宗教局说能不能说拷贝一份给我，后来宗教局回答说因为涉及国家机密，所以他现在豁出去了。他现在到洛杉矶中国的领事馆门口示威游行，一个人，然后有一个基督徒律师帮他，在旁边打了一个灯笼，说“暗无天日”，他要他爸的40 多本日记。他从小在三自大院中长大，这些人全都认识，他一个一个数出来，哪些人是共产党的人。然后他说，直到现在，从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直到现在，各级三自当中的秘书长一定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直到现在，你是主席，他不一样，因为真正掌权的是秘书长，他说秘书长一定是共产党员担任，而且在各级三自当中一定有三自当中的党支部，所以呢？他现在现身说法，这几年写了大的文章，到处写文章批判三自。所以，这个感谢主。 让我们认识很多的情况。
所以我们差不多这样理出两条线来，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协会，和青年会，这一条线就是49年之后三自运动的基础，甚至共产党在其中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三自运动的基础。可是上帝在这边为中国预备了，共产党虽然在做工作，然后西方宗派也已经自由化，可是上帝却为中国教会存留了一批20-30年大复兴的种子，成立了一批独立教派的教会，这一批独立教派的奋兴布道家，这一帮人和他们带领的教会那么在49年之后成为了家庭教会的骨干，和家庭教会的传统。所以这两个不是在49年之后才出现的，是在49年之前就预备好的。
稍微再讲两句吴耀宗，吴耀宗在成都也呆过。因为抗战1942年王明道到成都来讲道，讲道的时候在成都讲道，看见吴耀宗在成都创办的刊物“天风”， “天风”到现在都是三自的官方刊物，吴耀宗在1942在成都创办。当时王明道读了吴耀宗在天风上的1-2篇文章，王明道就说吴耀宗是不信派。这个是不信的，是自由派。那么吴耀宗自己是很真诚的相信，我们说是他很真诚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影响。他在1949年之前，三自里面有两种人，青年会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直接安插的地下共产党员，还有一种是不是党员，但是倾向于共产党的左派年轻人，左派学生，像吴耀宗这种的，共产党就统战他，统战他。你听过很多周恩来的故事，周恩来经常说，你留在党外比留在党内贡献比较大，反正这是周恩来的名言。
所以，周恩来在40年代就已经跟吴耀宗有三次的见面。第一次见面在武汉，跟他讲党的宗教政策。第二次，第三次43，44年在庆，到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吴耀宗很傻，吴耀宗真诚的跟他说，我认为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是大同小异，99%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相信有神，你们相信没有神。他说99%都是相同的，唯一的不同是你们不信神。什么意思？你们是想建立天国，想建立美好的社会。我们的信仰也是建立美好的社会，你们所提出来的那些美好的社会在我们这里叫天国，这是社会福音的认识。所以他才会说：你看在内容上，在目标上，在我们的追求上，我们99%是一样的，只有1%不一样。说完了之后，周恩来说，我觉得不是这样，周恩来不同意他，周恩来说每一种价值观都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但是我们尊基督教。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他的说法。
然后到了48年的时候，他在国外访问，共产党专门安排的人，将他和其他的人直接接回国，接到共产党占领的地区，然后48年参加，第一次政治协谈会议。整个宗教界的代表，全国只有5个宗教界的代表，所有的宗教加起来只有5个，基督教青年会里面加起来占了3个，吴耀宗，另外一个女青年会的女会长，另外一个是刘良模。刘良模也是49年之后的三自秘书长，他是安插在青年会中的地下党员。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教会的耻辱。49年之后，为什么天主教会当中的三自运动迟迟搞不起来，因为共产党在里面没有安插人，因为共产党在里面没有预备他的干部，因为人家铁板一块弄不进去。安排几个红色主教在里面，没门。但是搞几个红色牧师的话，挺容易的。所以你看，虽然五大宗教，但是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国之前的政治协商会议，5个代表，3个是基督教的干部，是青年会的。两个是，一个是安插的共产党员，二个是统战的自由派，左派的领袖。所以，这个是基督教需要反思的一点。
天主教就找不到，天主教一直到57年都找不到一个主教愿意加入三自，天主教就有这么牛呀！一直到55年，实在是基督教搞的轰轰烈烈，你们那边怎么没有动静呢？所以就找了一群信徒，组成了天主教爱国教友团，教友团不就等于粉丝团吗？因为你知道人家是主教制的，没有一个主教参加，教友团算什么教会，根本是兴趣爱好小组。他就是成立了一个兴趣爱好小组，他连主教团都成立不了。
然后一直到1957年，找到了四川的一个主教。找的是我们四川人呐，找的是四川的一个主教愿意加入三自，然后慢慢的到很后面的时候，才勉强建立了一个“天主教爱国主教团”。但实际上天主教内的整个主教系统，就是跟随梵蒂冈的主教系统，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没有消失过，一直是接续在这里，一直是不认这边的系统的。这些伪主教是不认的，而且共产党这边，就算是共产党封的主教，也有不断地反出来的。
最近前几年，上海的一个姓马的主教，上海教区的主教是共产党这边的封圣的，祝谢，祝圣当天。他们叫祝圣我们叫按牧，祝圣当天马主教发表声明，宗教局刚刚跟人家祝了圣，然后他就站上去说“我宣布退出三自，坚决不接受不忠于梵蒂冈”，说完之后就被武警带走了。直到现在被软禁不知下落。
这样的人在三自的整个运动中，在基督教里面很少，非常的少。你们可以去思考，我们以后讲到原因，49年之后，为什么我们比较没有骨气点。直到现在拆十字架的运动，现在终于出了一个，就是浙江的顾约瑟。半个世纪以来，只有这一位是担任三自主席的，浙江的三自主席。能够在拆十字架的时候，公开以三自协会主席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我们反对拆十字架。然后被抓，抓了之后1-2年，前段时间放出来了。因为找不到他任何犯罪的证据。放出来之后他绝决的离开三自，这是这么多年来，在省一级的三自主席，能这样公开反对走出来。新教就只有这一个，但是在天主教中是一大堆，主教和普通的神父，一大堆绝决的离开三自天主教。 这方面我们求主怜悯和帮助我们。
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来思想你的恩典，你总是为自己存留敬虔的后代，就像你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所做的一样，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你也是如此的做。人们不知道1900年的发生，但是你知道；人们不知道1919年的54运动，但是你知道；人们不知道整个社会的革命浪潮，人们不知道1949年之后的政权，但是你知道。你知道，所以每一次你都有在你的教会当中有预备，都有在兴起，存留那个古旧福音的种子。
我们为着你在中国教会的，这样的几十年的保守，就是让基要派，福音派的，保守的基督教会，一直保守，直到今天，使今天的中国教会，成为一个全世界，甚至最大的一个保守派的教会。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主啊，这是人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主啊，你将我们和西方自由化的潮流隔绝，你将我们放在共产党的制度压迫之下，最终你给我们的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几千万人的保守派的教会，一个相信圣经权威的教会。主啊，这是你从石头中为你自己所兴起的教会，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见证的并不是我们的勇敢，并不是我们的坚固，主啊，而是你的教会的软弱。是你的教会的背叛，中国的教会的背叛，比其他的国家的民族的教会背叛，只会更多，没有更少。但是主啊，你怜悯我们，是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不失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求你使我们在你的面前长存感恩和信靠你的心，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