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四）转载
2018年4月22日 王怡牧师
第四讲】十年生死两茫茫
前情提要：
1、自由派阵营，跟基要派阵营，在1949年前已形成了两条路线。
2、自立运动和山东大复兴，使属灵权柄转移到本土教会，中国半数以上教会脱离西方差会和宗派。
3、50年代的三自运动中，自由派教会演变为三自系统，以吴耀宗为代表。基要派教会的一部分转化为家庭教会，以王明道代表。
圣徒永蒙保守
林伯（林献羔）的教会给我们寄了一批见证小册子，里面讲到1955年的情形，林献羔是王明道的晚辈，王明道在8月被捕，两个月后他在广州被捕，罪名就是“王明道分子”。林献羔有文字侍奉，写了很多小册子，这一点和王明道很像，当时他正写一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写完就被捕了。直到1979年，坐牢24年后被释放，林伯在1980年代印了这本小册子，对家庭教会影响很大。在改革宗神学尚未兴起之前，爆发了家庭教会中一次要的救恩论争议，即救恩是否稳妥，是否可能失落。
救恩的核心是“唯独恩典”，如果救恩全然出于耶和华，在我没有一丝功劳。那么福音的奥秘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因着基督的死而复活，被绝不会失败的恩典所拯救。在改革宗神学兴起后，很多归正教会的牧者，会把这句话改为，“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因为这是我们称为“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中的第五点，“圣徒永蒙保守”。
他也和王明道一样，两次入狱。反右运动开始后，王明道跟妻子刘景文在1958年第二次入狱。不久后林伯也第二次进去。1980年后，他们和其他一些前辈，都蒙神保守，陆续出来了。王明道视力不好，到1984年，近乎失明。有人介绍广州有很好的眼科医生，他就去了广州，见到林伯说，“献羔啊，眼睛看不看是次要的，我这次来主要想见你一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1980年代的家庭教会，有个流传很广的提法，叫“北王南林”，称他们是家庭教会两位标杆性的领袖人物。
上次提到，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最近站出来揭发三自运动的内幕，也反思他父亲的一生，给了我们很多宝贵资料。家庭教会的一位前辈杨安溪，他父亲是与王明道、贾玉铭并列中国教会三巨人的杨绍唐。他们父子走了不同道路，杨安溪有很多口述史，也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要资料。还记得吗，杨绍唐和王明道一样，也是出生于1900年教难中的世纪婴儿。1948年10月他在南京凯歌堂讲道，公开责备国民党的罪恶。杨安溪在口述史中，有一段令人动情的回忆。凯歌堂是蒋介石夫妇聚会的教会。那天早晨，杨绍唐把全家叫来，对他们说：“我今天去讲道，可能就回不来了。因为神感动我，要让我指出国民党的罪。如果蒋介石愿意悔改，我就回得来。如果他不愿悔改，我今天就回不来。”全家一起跪下来祷告，他说我把妻儿都交托给主了。然后起身去讲道。结果讲完道，蒋介石特意上去和他握手，说我们的确需要悔改。和贾玉铭一样，这也是一位曾被主大大使用的忠仆。但令人扼腕的是，到了50年代，他还是投身三自运动，成了全国三自的副秘书长。
他的儿子杨安溪在1949年考上燕京大学，和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宋天真，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一批“教二代”都成了同学。很有意思的是，杨安溪跟王明道关系特别好，一直在基督徒会堂聚会。父亲加入三自后，他还是一口一个“王叔叔”，甚至在王明道被捕前的大半年，他都住在王明道家里。当时一批年轻人，热烈争论应不应该加入三自。我们从中可以稍微看见基要派的一些局限，和当时加入三自的一批人的内心扎。
杨安溪谈到1949年共产党进城之后，对整个教会的思想冲击。你可能很难想象那种冲击，一夜之间街头的妓女就不见啦，一夜之间烟馆妓寮都消失了。那时的确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气象，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气象。无论教内教外，知识分子们都拥护共产党，觉得扬眉吐气，都以为前面是金光大道。很多传道人觉得，我们基督教做不到的，努力禁毒，禁鸦片啊，办教育啊，一百多年做不到的，人家共产党一来就做到了。整个社会一下就换了天地。抓一批，杀一批，关一批，“妓女、税吏和大麻风”马上就没了。
一方面，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已席卷教会和教会大学多年，进步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占据了年轻一代基督徒的头脑。他们无法看见十字架与共产党革命之间的天壤之别。但另一方面，杨安溪的回忆也透露出，基要派也无力、甚至不愿回答福音与文化、福音与政治等大议题。年轻一代发现，教会过去从来没有教导和讨论过这些议题，没有一个传道人教导我们应如何看待国家，如何看待革命。当时的燕京，大大小小两百多个社团，其中很多是主内团契。但政治运动一来，基本上全军覆灭。只剩下一个福音团契，杨安溪当时是团契主席。弟兄比较少，姊妹们推选了他。但宋尚节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大姐姐，他在属灵上乐于听从她们。
他们就讨论很多问题，也不知道长辈们是什么意见。比如应不应该、可不可以在爱国公约上签字？难道你们基督徒不爱国吗？对当时的教会来讲，基要派所传讲的福音，无法处理一个社会的巨大变迁。社会文化跟信仰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非常复杂，非常尖锐，所有长辈的教导中好像都没有现成答案。
他们就天天考察圣经，然后问长辈。大家都看王叔叔怎么说，贾伯伯怎么说，杨叔叔又怎么说。但到了最后，看人怎么说的人，大部分都跌倒了。一帮人跟着杨叔叔（杨绍唐），就加入了三自，跟着王叔叔（王明道）的，就不加入三自，但后来又动摇，多次反复。
杨安溪开始受父亲影响，觉得应该加入三自，就写了一大段，列了十几个理由，拿去和王叔叔辩论。后面被王明道说服了，觉得不应该加入三自，他又写了十几个理由，拿去给父亲看，劝他不要加入三自。他说，那几年非常痛苦，非常扎，其中有真诚的寻求，但这个寻求里很困惑，始终没有方向。以至于他的信仰，在1957年几乎完全崩溃了。
就像倪柝声的聚会所，在三自运动中“三进三出”。一会儿加入，一会儿退出。一会儿又加入，一会儿又退出。没有定性，没有确定的立场，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办。压力一大，不加入不行了；加入了也不行，又退出来。但到了最后，政府还是要抓你。
真神与假神之争
对一种“社会福音化”的信仰来说，整个共产主义的那种要建立人间乌托邦的伪宗教激情，非常冲击人心。杨安溪说，他经过几年的挣扎，读了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后，就几乎放弃了信仰。方志敏为了中国革命，慷慨激昂走向刑场。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
这样掷地有声，使他深受震动。人家不是为了天堂，不是为了永生，也不是为了与主一同掌权，人家是为了解放中国人民。杨安溪感到，面对烈士的光环，我们基督徒特别渺小，特别自卑。换言之，三自运动并非仅仅依靠了革命的暴力，而且首先依靠了革命的美学，就是意识形态的伪崇高和偶像崇拜。共产党人论到祖国的未来时说，“我们中间的党团员，我们没有给你们留下一个袖珍的新耶路撒冷，给你们留下的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一穷二白的中国，你们在上面可画最美最好的图画”。这种革命美学，俘虏了教会中的年轻一代。因此燕大在并入北大之前，学生团契就基本上一扫而光了。大多数人都失去信仰，其中包括王明道的儿子。
一方面，我们感谢主，为家庭教会存留了基要派信仰，在大逼迫中持守了福音。但另一方面，有少数老仆人都很诚实的讲，是神的手拆毁了中国教会。上帝使中国教会受管教，也使西方自由派教会的宣教事工被尽数拆毁。其中有教会的罪，有牧者的罪，也有宣教士的罪。就是教会逐渐离弃了古旧的福音之道，离弃了圣经的根基，被世俗之风吹来吹去。一切建立在沙土之上的工作，都被主败坏了，共产党成为上帝熬炼教会的鞭子。家庭教会史让我们看见，无论是一种跟随时代潮流的信仰，还是一种与时代潮流脱节、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信仰，其实都无法回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局。
杨安溪说，他的一个同学跟很多著名的神的仆人关在一起，看见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信仰。只有郑惠端姊妹坚守了福音的呼召。她曾在成都服事过，成都掀起三自运动的第一场批斗大会，就是批斗郑姊妹的。她的自传叫《奇异恩典》。被抓之后，警察说她：“你看你信耶稣，却被关进来，出不出得去还不一定呢？”郑惠端说：“神要杀我，我也要信他。”这是引用约伯记中的话。
杨安溪还提到，文革前他收到几封已放弃信仰的大学同学的来信。而且都有大致相同的内容，说，“当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关起门来追求天上的平安和喜乐。当烈士们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的解放牺牲自己的时候，我们却在那里自私地追求自己将来在天上的荣耀”。
如果你被抛到那个时代，如何自处？这些放弃了主耶稣的年轻人接着说，“普罗米修斯为人民而背叛了天庭。我愿为人民的缘故做普罗米修斯，像他背叛宙斯一样，我们为人民的缘故，有神也不信，宁愿自己下地狱”。
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最疯狂、最强有力的伪宗教。在那个时代冲击了整个中国教会。这是真神和假神之争，是空中看不见的上帝与魔君之争。然而假神携带着铺天盖地、改天换地的政治力而来。你很难简单地去藐视那些叛教者。在50-60年代，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基督徒，都放弃了1949年前所相信的福音。这是极大的悲剧，极可耻的失败。如果我们被置于那个时代，我们大概也是如此。历史的教训帮助我们更认真、更要命的思考，更多认识主，更深知道主。包括必须知道信仰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全部关系。
除了《可爱的中国》外，第二本对杨安溪影响巨大、足以令他放弃信仰的红色经典，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时代有一个热烈的红色文化，和一个狂热的红色宗教。你的信仰是“死而复活”，这个信仰叫“翻天覆地”。我们可以简单而直接的说，放弃信仰或加入三自的，都是信仰的根基不稳。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更细致、更有同情心的，去看到基要派信仰本身的缺陷。
自由派有两个特点，第一，不相信圣经无误，脱离了上帝话语的权柄和一个超自然的信仰。第二，他们极其关注社会的不公不义，关注人民的疾苦，热切的盼望社会在道德上的更新。一方面，他们不相信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人心与世界的彻底翻转；另一方面，他们又怀抱着一种改变社会，关心民众的公义怜悯的情怀，甚至情愿为此而死。因此，新天新地的盼望，和罪得赦免的焦点，就逐渐转为一种要在地上实现公义怜悯的乌托邦主义。我们称其为“社会福音”，或一种提前实现的末世论。
而基要派在与自由派的抗争中，有两个跟它刚好相反的特征。第一，坚决相信圣经无误，笃信上帝的话语和超自然的信仰，也坚持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焦点。第二，他们不关心社会与文化，强调与世界的分离和疏离。一方面，基要派想强调，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而一切现实的改变和肉身的福利，都不如灵魂得救更要。这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基要派的不关心社会，也越来越成为对自由派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反弹。
这导致了一种基要派的意识形态，“关心社会就是自由派”，“关心政治就是奋锐党”，“帮助穷人和更新文化就是社会福音”。所以基要派就成了“我们关起门来追求天上的喜乐”，民间疾苦由共产党负责，灵魂平安由基督教提供。那么我们所信的到底为何呢？所以杨安溪这一代燕京子弟，就在革命浪潮面前感到特别羞耻。当时，燕大又发生了一场基督徒学生的大辩论，到底可不可以参军？而杨叔叔和王叔叔这些前辈的看法又不一样。王载是很要的一个布道家，他说基督徒是可以参军的。但王明道坚决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参军。
基督徒可以参军吗？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能？不是绝对不能，要看参谁的军？那么战争违背圣经吗？不能一慨而论？那么在战场上开枪，违背不可杀人的诫命吗？军队要听党指挥你怎么办？这些议题即使放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也很难有一致的教导和认识。
基督徒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人家说，你们基督徒也要尊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写了保护宗教自由。我们给了你们自由，可以信耶稣，但你们基督徒不能这么自私啊。光让别人来保卫你们，让别人替你流血。你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你让非基督徒去打仗，让他们去为国家死，给你们基督徒创造和平环境，好让你们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们太可耻了！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你怎么回答？看守衣物的与上场打仗的一样，均分掳物？你们打仗，我们祷告？我们是纳税人，我们养活军队？有人出钱，有人出命？和平主义？耶稣基督说不要动刀兵？
事实上，中国基要派教会的立场，一直到90年代甚至进入21世纪后，基本上都是如此，王明道、袁相忱都是这样看，蒙头会更是如此。不能参军，也不能告状，更不能告官。甚至不能看电影。除了没参军，其他几项我都干过了。
基要派相信圣经的权威性，同时也普遍相信一种字面解经，和一种时代论的末世论。那时全国基督徒才接近一百万人，相当于成都市区的一小块。是很边缘的一个人群。现在，突然被带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里，发现我的信仰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我以前根本没想过这些问题。传道人也没有对会众清楚教导过这些问题。怎么看待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怎么看待打仗，诉讼？什么叫顺服掌权者，教会跟一个无神论政府是什么关系？什么叫政治？这一切议题，自由派都振振有词，基要派对他们所说的都坚决反对。但除了“反对”以外，基要派并没有自己的完整回答。
关于爱国公约，燕大所有学生社团里，最后只剩下基督徒福音团契决定不签字。他们说，我们可以作为公民签，但不能作为一个团契签，因为团契是主基督的教会。我们个人是爱国的，但教会不能参与爱国宣言。他们希望和其他社团公开辩论，但后来取消了。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也是基要派走到最远的一个立场。今天家庭教会反对三自的一个共识，就来自这个立场。当时他们这样做是很勇敢的，受到难以想象的压力。
到1958年的联合礼拜，这是三自运动的第二个高峰，消灭了宗派，也等于消灭了90%以上的教堂。这也导致了家庭教会运动的第二个高潮。第一轮高潮在王明道被捕之后。之前不参加三自，并不算反革命。之后不加入三自就是反革命，就足以构成被捕的理由了。而在第二轮高潮中，教会普遍失去了会堂。以前你不参加三自，仍有自己的会堂。现在你不参加三自，就只能退回家里聚会。因此，虽然家庭聚会从1950年就在各地零星开始了。但家庭教会作为一个运动，是在政府以反革命罪正式逼迫教会，拘捕王明道等教会领袖之后开始的。1955年8月以后，不跟吴耀宗站在一起，你就要被逼迫。你说好吧，我就不跟他在一起，我愿意和反革命分子王明道站在一起，我情愿受逼迫，情愿被我的国家视为人民公敌。这个立场一出来，才有了中国家庭教会。
在家庭教会运动的第二波中，你不愿意联合崇拜，就只能在家里聚会。这时，更普遍的理由，其实跟政教关系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宗派的理由。非要让长老会的人去浸信会聚会，我不去。因为我的良心不能处理认信上的差异。现在政府一声令下，十个宗派必须在一间教堂聚会，浸信会一个人来领会，长老会一个人来祷告，圣公会一个人来掰饼。很多信徒和传道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合并。因此，在这一轮政治运动中，很多教会退回家庭虽然是被迫的，但理由变得更简单，就是为了保持宗派的认信。
因此，家庭教会运动的特征之一，是在某些地区明显保持了宗派的特征。尤其是聚会所，你一旦接受了联合崇拜，你还能叫聚会所吗？所以对很多宗派来说，接受联合崇拜就等于放弃自己独特的认信。
而三自就从此就号称自己是“无宗派的教会”。因为枪杆子把所有宗派都融在一起了。丁光训后来居上，成了吴耀宗的接班人。他本身是圣公会主教，联合崇拜后，尤其是文革后恢复聚会，三自多少保存了一些圣公会的礼仪。
家庭教会在逼迫中持守
再到1963年，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宗教问题大讨论。当然，不是让基督徒来讨论，而是党的宗教政策大讨论。譬如一只鸡关在笼子里，几个人在旁边讨论该怎么杀，那只鸡并没有发言权。不是宗教界的讨论，是党的干部讨论如何及怎样消灭基督教。在这个大讨论中，出现了温和派和强硬派。杨凤岗老师，把这场大讨论中出现的、一直延续至今的党内温和派和强硬派，分为三类，称为“温和的无神论”、“启蒙的无神论”和“战斗的无神论”。战斗的无神论是激进派的无神论，认为宗教是鸦片，而且是政治上的敌对势力。
“消灭宗教”是他们的政策目标。“启蒙的无神论”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是一种无知导致的迷信，需要被启蒙，被教育，因此宗教是迟早会消亡的，但有一个过程。不能一口气消灭它，要促使它衰落和渐亡。因此他们的口号是“限制宗教”或“促退宗教”。
当时只有这两派，在启蒙的无神论眼里，基督教的主要罪名是“愚昧”；在战斗的无神论眼里，基督教的主要罪名是“反动”。至于“温和的无神论”，要到20世纪末才会在党内出现。
这场宗教大讨论的结果就是，“战斗的无神论”在党内获胜，从此主导了直到1979年的宗教政策。因此，这场大讨论是文革的先声。要立刻、尽快，努力促成宗教作为腐朽的和反动的人类文化在新中国中的消灭。所以在文革尚未开幕，对基督教的文化革命的目标就已经确定了，恨就一个字，杀。看法不同的只是有人说注射，有人说枪决，有人说砍头，“最终解决方案”不一样而已。
有一点需要反思，就是“战斗的无神论”不但是党内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几十年的浸泡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教会对自身的理解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认知，事实上仍然是被“体制化”的。说基督教“愚昧”，主要是让自由派坐立不安，而基要派纹丝不动。因此自由派希望自己变得“文明”和“现代”起来，他们为自己申辩的主要方向就是“我们与科学是一致的，我们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我们是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而说基督教“反动”，主要是让基要派坐立不安，自由派则纹丝不动。
因此“我们与政治无关，我们与海外势力无关，我们不关心社会问题，我们顺服掌权者”就成为家庭教会为自己申辩的主要方向。
那时主管宗教的叫李维汉，他早期是特务头子。主管宗教的都是特务，宗教管理的最高部门从来不是宗教局，而是特务部门和统战部。共产党早期的特务部门由周恩来负责，后来在白区由刘少奇负责。周恩来之下就是李维汉，他也是中共统战部部长。
现在宗教局直接划归统战部，变成了不拿枪的党卫军。如四川省宗教事务管理局，从政府编制中撤了，只保留一个名义。但机构和人员都直接合并在中共四川省委下面，党政合体，连办公地址都变了。如果宗教局成为一个党务部门，跟基督的教会就更没关系了。我们可以服从警察，但不可以服从宗教局。因为它已成为无神论政党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民政府”的一部分。这样，圣经赋予我们顺服政府的责任，就完全豁免了。家庭教会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彻底拒绝服从来自宗教局的任何命令。教会怎么可能让共产党的一个办公室，来指导我的信仰呢？谁这么做，谁就是卖主叛教。如果它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即使它实质上是敌基督的工具，我们稍微还要有顺服掌权者的外在程序和基本礼貌。可它现在直接是党委的一个部门了，我们仍然尊每一个宗教局干部，因为他们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更是我们的同胞；但我们绝不再因他们“宗教局干部”的身份而尊他们。
李维汉是强硬的消灭派，当时在温州搞了无宗教区的试验。1963年那场大讨论之后，战斗的无神论要消灭宗教，就在温州尝试了“无宗教区”，因为温州在文革前就是教会兴盛的地区。
到1966年开始文革，逼迫很厉害，来得非常快。首先是所谓“党内走资派”基本上被批斗了，陆陆续续坐牢，甚至迫害致死。对教会的消灭是同步的。文革开始不久，地上的教会就基本消失了。后来到70年，北京和上海有一两间，新开放，作为接待外宾的地方。这个“地上无教会”的时代，一直持续到79年，宁波的百年堂，是全国文革结束后第一间恢复聚会的。接着上海有一间，然后是北京的崇文堂，各地才有教堂陆续开放。1966年-1979年，整整13年中国没有一间教会。在上海，张春桥宣布说：“中国已经没有基督教了。”江青也宣布说：“我们只用了几个月，就把基督教扫进了历史的博物馆。”毛泽东最后一次在中南海见到吴耀宗，对他挑衅说，“你那个上帝最近不太灵啰”。
这样，中国教会跟海外教会也很快失联，普世教会得不到任何来自铁幕内的消息。他们为中国教会祷告，以为教会在中国已彻底消失。许多宣教士和差会都十分哀伤。然而神对教会总有特别的熬炼与保守，13年来地上虽无一间教会，无一位牧师，无一位长老。但家庭教会却进入它的第三个高峰期。退出三自的运动也进入第三波，因为任何坚持聚会、团契和祷告的信徒，都必然成为“地下教会”的一部分。
文革有一个转折点，就是1971年的9.13政变。副统帅林彪叛逃，他儿子林立果策划杀毛。他们出逃的飞机被中共打下来。这一事件对时代氛围带来比文革本身更大的震动，冲击了个人崇拜和国家崇拜的不可一世的潮流，很多人慢慢幻灭或看清了问题。
尤其是林立果的政变计划，叫《571工程纪要》，他策划了从军事政变到建国家的整个政纲，文件中毛泽东的代号叫B52，就是美国的隐形轰炸机。除了政变计划外，纪要揭示了民众不了解的，甚至想也不敢想的真相，和一种与官方宣传截然相反的价值观。里面说，整个统治集团内部上层腐败、昏庸无能，高层已经众叛亲离，敢怒不敢言。林立果宣称，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文革正在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互相残杀的绞肉机。纪要对毛泽东本人，有一个会把一半中国人吓死的评价，说毛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在1949年后，革命文化对教会的年轻一代的巨大冲击，曾导致杨安溪失去信仰，而他在口述史中说，在林彪坠机之后，他才慢慢开始恢复信仰。
在1968年，文革仍处在高峰。杨安溪回家见到父亲。父亲跟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他很惊讶，说“爸你身体还不错，怎么说这话呢”？但杨绍唐有预感，知道这是在地上最后一次见面。果然不久后，他就在上海街头被批斗，扫大地，昏迷后死去。在那次谈话中，杨安溪就问父亲，“中国教会还有没有希望？”杨绍唐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这两年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但我都不敢回答，因为我信不过他们”，为什么？因为经过几年的控诉运动，信徒之间都失去了信任。当然，边云波在回忆录里，对这种情况有一个辩护，为了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他说，基督徒之间都养成了不问、不说的习惯。因为如果我不知道，那么就算警察施压，我也不能出卖你。这样，信徒之交淡如水，街上相逢点一个头，知道主基督永远活着，就把思念存在心中了。
今天要控诉一个人就更简单了，把手机截屏直接拿出去。但那几年的控诉运动是很残酷的，杨绍唐又说，“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但你不同，你是我儿子，我信得过你。我跟你说，中国教会仍然有希望，主的教会必然有希望。”
在文革中，家庭教会有一奇人，叫叶乃光。据说没信主前练过武功，是个高手。到处传福音，当年冯玉祥曾驻军河南信阳，使信阳成为基督教复兴之地。冯玉祥的军队剿匪，叶乃光到山上跟土匪传福音，被当成冯的探子，把他绑起来打个半死。放下山后，又被当土匪的探子，被冯军抓起来，又打个半死。最后他又新回到山上，去跟土匪传福音。结果他真的带领土匪信主，叫他们下山来投降。
1968年，杨安溪去见叶乃光，问他同样的问题：“中国教会还有没有希望？”叶乃光说了八个字，“新人不齐，新日不至”。他解释说：前几十年上帝在中国教会是做“养育”的工作，这几十年神要做“拆毁”的工作。等这几十年过完了，新人齐备，新日才会到，中国教会就要进入“倒输”的工作。倒输的意思就是向国外传福音。
90年代后，家庭教会常讲一句话，“福音进中华、福音在中华、福音出中华”。这就是叶乃光在1968年所看见的三阶段，养育、拆毁和倒输。他的信心是很了不起的。因为那时还能信主、偷偷聚会就是神迹了。几十年后中国教会要倒输出去、向全世界传福音。这就像先知说的，“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叶乃光说，1949年后的几十年，神的目的是要除掉旧酵，拆毁教会，然后训练新人，新人不齐，新日不至。
60年代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在山西、厦门、山东、上海。9.13事变是一个转折，思想被震动，管制也稍微松一点。秘密聚会就开始增加了，游方布道的人也非常多了，河南教会和安徽教会，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复兴的。1958年的联合崇拜是一个大的起源，9.13之后的文革后期是快速发展期。联合崇拜的目的是透过消灭宗派，来消灭教会。所以1959年，就有配套政策出来，叫做“15个不准”。内容各地略有不同，以下是张义南在《河南家庭教会的起源与发展》中提供的版本：
不准在堂外传教；不准祷告治病；不准有剥削行为；不准岐视和污辱妇女；不准非法聚会；不准妨碍生产；不准到处流窜；不准吸收18岁以下少年儿童入教；不准包庇地富反坏不准破坏社会主义和集体经济；不准造谣惑众和悲观厌世的反革命宣传；不准设堂口和家庭聚会；不准私升神职人员；不准把教义和党的政策混淆起来；不准与海外联系。其中大部分内容，在2017年以来宗教局对教会的全国性逼迫中，都基本一致。如河南三自在2018年出台的“基督教教堂公约九个不准”：不允许18岁以下儿童入教堂；不允许共产党员非工作原因入教堂；不允许未经两会批准接待外来讲员；不允许宗教活动场所外，开展任何宗教活动（包括传教、探访）；不允许非法传播及经营宗教书籍、刊物及宗教用品；不允许到未经批准的场所活动；不允许网上非法传播宗教内容的文字图片；不允许在街道或路边设置宗教色彩的标牌；不允许未经批准举办培训班。
对比一下就知道，就宗教领域而言，文革从来就没有结束过，今天共产党的逼迫教会的宗教政策，就是文革的遗产。如方城的前辈传道人高允玖长老，文革前就坐牢，坚决不加入三自。文革中多次被批斗，游街。有意思的是，在河南，批斗会成了最主要的布道会。干部和民兵让他坦白交待，他就借机向群众传福音，向乡亲们见证信主可以病得医治，现在被批斗，但灵魂可以上天堂。文革后期方城一批年轻传道人，都听过批斗会，都受过高长老的影响。一大批被称为“灵歌”的河南教会诗歌（小敏诗歌的泉源和前身），如《打魔鬼歌》、《为主殉道歌》，极其悲壮，催人泪下。
高允玖也是另一位家庭教会的前辈李天恩的姐夫，在1971年的9.13前后，李天恩在上海极其痛苦，看不到教会的希望。路上遇见一个信徒，亲切的喊一声，结果对方不敢应答，装作不认识就走了。之后他做了一个异梦，梦中登上一座山，看见漫山遍的基督徒跪着祷告。而一个共产党的高官，也跪在山坡上。他十分惊喜，也十分惊讶，说这怎么可能。在梦中他听到主的一句话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不久，姐夫高允玖就来信，邀请他回方城、叶城，说弟兄姊妹很渴慕，盼他回家乡，天恩在1972年回到河南，与高长老同工。
方城教会在文革后期的复兴就是这样开始的。上帝在各人心中做工，上帝也在国家的历史中做工。没有这封信，李天恩不会回去。没有那个梦，李天恩也不敢回去。没有9.13事变，也没有文革后期的氛围和管制的稍微放松。但在主那里，主都亲自预备了，预备好了，复兴就要来临。
你知道文革时的家庭教会，在什么时候聚会吗？通常是半夜两、三点聚会，等警察下班了，朝阳区大妈困了，民兵也打瞌睡了。地下教会就在半夜聚会。地点呢，很多是到旷野去聚会，到山洞去聚会，跟初代教会一样，这种经历都特别多。我去温州，有一座祷告山。以前没有路，一大早爬山几个小时去聚会。警察民兵不想来，来了也容易跑。最后，就是游方布道的运动。在逼迫面前，随走随传。
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
成都的家庭教会，也是在1971年的文革晚期出现的。之前零散的也许有，但形成聚会的没有。家庭教会的前辈叫刘本耀牧师，他跟郑惠端姊妹一样，都是49年前后来四川的。刘牧师从陕西来，好像读过华西的神学院。然后在成都服事，1958年被打成右派，坐牢。文革后期就出来，开始秘密聚会。和他一起的有龙爷爷，张爷爷，还有龚爷爷。龚爷爷的儿子是华西骨科的老教授，我三岁时发现髋关节先天性脱位，龚老师从华西到三台，给我医好的，使我没有瘸腿。信主后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父亲是被称为龚爷爷的家庭教会前辈。覃德富弟兄的父亲是老传道人，当年是由张爷爷施洗的。按刘同苏牧师的说法，家庭教会在早期很看类似“使徒统绪”的传承。在后使徒时代，教会在逼迫中，都是按着肉身的传承，领受父辈的教导。譬如使徒约翰的门徒之一是坡旅甲主教，坡旅甲的门徒之一是爱任纽主教。而伊格纳丢主教是坡旅甲的好朋友。这就是正统信仰在早期的传承。因为新约圣经的权威性还没有完全确立。这时，用家庭教会的话说，“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个人传承就是最要的。
覃弟兄的父亲跟张爷爷学道，张爷爷跟刘本耀牧师，刘牧师跟的是王明道。这就是“根红苗正”的家庭教会。直到90年代，家庭教会仍有这个“使徒时代”的特征。“你们教会是谁建立的？”“我们传道人以前在广州林伯那里聚会”。教会保证自己的信仰的纯正，脉络都是往五、六十年代的老前辈那里追溯。如果问了半天，跟所有人都没关系，就令人怀疑了。互相了解的交易成本很高，需要花时间慢慢地了解你，才能判断你的信仰是否基要。
直到2008年的5.12大地震还是如此。全国各地来了很多教会，很多传道人，大家在一起，没有宗派，没有教会体制，没有圣职，也没有信仰告白。问“你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使徒信经？”“那是人写的，我们只认圣经”。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信什么呢，大家又问，小敏的歌会不会唱？这个会啊，一开口就唱《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啊，这是家庭教会的。所以教会在5.12后浮出水面，主要是靠小敏的歌来互相认亲。会唱迦南诗选，就是自己人，走，一起去灾区。不唱小敏的歌，多半是三自的。
所以从文革开始，家庭教会就有一个肉身的传承，教会产生于一批“父老”。直到21世纪初，你的信仰如何都是与父老有关的。而城市新兴教会的意思，就是没有父老的教会，像我这代的传道人，中间有断层，没有跟随过父老。我们是通过阅读、视野的扩大，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很多海内外的牧师都牧养过我，对我有很大影响。包括唐崇荣牧师，我跟他只见过几次面，没有深谈，但在属灵上我仍将他视为我属灵的父亲。不过在具体的信仰生活和牧会中，我是摸黑成长，缺乏被父老门训的经验。这不仅是我自己，而是整整一代传道人的情形。家庭教会的父老总上不多，而且零零散散，只在一些教会有根基的地方，如福建、上海、山东、山西和北京等地。
所以八年前，福音派教会的一批中年牧者，想去寻找父老。那时文革坐过监的父老大多离世归天了。后来，袁伯，林伯，杨心斐阿姨，谢模善，李天恩，都在过去十年内被主接走了。这批中年牧者就往西北去，找西北灵工团的后代，赵西门的妻子还在。这样，他们就把一批经历过文革火炼的父老找来。和他们一起聚会，在属灵上去“认父”，承认这是家庭教会的父辈。这个“属灵的认父”是有意义的，表达了新一代家庭教会的自我认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
以前学者朱学勤跟我讲一个故事，他没有信主，文革中被下放，是当地一个根红苗正的老太太家里。最纯正的贫下中农，还作为典型上过报纸。半夜他起来解手，发现老太太跪在灶台旁，叽咕叽咕，不知说些什么。他不好打扰，忽然意识到，她是在祷告。这个阳奉阴违的革命家庭，居然是个反革命，是个基督徒。朱老师非常震惊，给他思想上很大的冲击。原来文革中全国江山一片红，不革命的都被抓起来了，但竟然还有一个地下形态，还有一个夜晚的精神世界，还有一个秘密社会仍然存在，并没有被共产党消灭，那就是教会。
9.13事件之后，地下教会开始增加，到文革结束后，76年到79年这三年，是半个世纪以来政教环境最好的三年。教会爆发了大复兴，和更大规模的游方布。同时，文革前后这几年，家庭教会的神迹奇事也特别多。
今天你的信仰生活中，似乎没什么神迹奇事。但是，第一，神迹奇事是存在的。只要有神，就会有神迹奇事。第二，我们不要追求神迹奇事，因为神迹的意思就是表明神掌权，神作主，神说了算。你说了算，还叫什么神迹呢。在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上，和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上，大多数时代都没有神迹。第三，不过你真想经历神迹奇事的话，建议你去西藏宣教，或者去巴基斯坦也可以。
因为在旧约时代，神迹奇事就高度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出埃及时期，直到进入迦南。上帝的作为奇哉大哉。之后就没有神迹奇事了。大卫行过神迹吗？没有。所罗门也没有。接着是先知运动的时期，以利亚和以利沙。被掳之后，也没有什么神迹。有神迹奇事相伴，是天国来临的记号。所以神迹都是高密度发生的，表明救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转折。神迹奇事从来不会平均分布在救赎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而是在救赎历史的关键时刻，上帝藉着神迹来推动和见证他的国度。
你明白吗？神迹不完全跟你个人有关。你为了个人的原因，说：“神啊，我生病了，你行个神迹让我好吧。”这不是不可能，但这件事相当严。你有没有想过，病好后要去非洲宣教？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生要经历多数弟兄姐妹难以承受的磨炼？被主破碎、摔打到一个多数弟兄姐妹难以想象的地步？如果你根本没想过这一切，你就别去求神迹。因为神迹都跟上帝的国有关，跟救赎历史的推进有关。李天恩作了一个异梦，看见教会在不可能中的复兴。后来显明，上帝的确使用这个梦，也使用这个人，推动了河南和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而有人说自己20年前经历了一个大异象，大神迹。
结果20年后，他的生命糟糕得不得了，他作的工大多被主拆毁了。那么他宣称的所谓神迹，显然出于魔鬼的伪造。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神迹临到你，表明你在救赎历史中要扮演一个不一般的角色。十字架的道路和十字架的能力都要临到你。这不是求来的，是主的拣选，临到谁就是谁。
新约时代也一样，神迹集中主耶稣身上和使徒时代，因为使徒直接代表主。在使徒行传中，凡是提到“病”或生病，都是使徒行神迹、给别人医病，甚至使死人复活。没有一次是说使徒自己生病。但到了后期的使徒书信中，只要提到“病”或生病，都是他们自己生病了。保罗说我这个同工生病了，我那个同工也生病了。这个生病要用一点酒，那个生病你们要好好照顾他。没有一次是使徒行神迹、替人治病。因为教会的根基一旦建立，并且在一个代表性的意义上，福音已经传到了地极，神迹的密集期就过去了。
而在教会历史中，每当福音进入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空中的魔君与邪灵在其中肆虐的族群及其文化中，就会有神迹奇事发生。见证神的国征服魔君。之后，教会的根基一旦在那里被立好了，就不大会有神迹发生。成都教会的根基已经立好了，你在这儿活着是不太可能有神迹奇事的。非洲也在过去一百年经历了大复兴，也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不过现在还有一些小岛上，有食人族，还有藏族地区，偶像林立。还有伊斯兰国，残酷迫害教会。如果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去这些地方，你一定会经历神迹，经历到上帝在绝不可能中做没有不可能的事。
这就是文革前后，家庭教会普遍经历神迹奇事的原因。因为整个中国教会被上帝建了。上帝收复了失地，中国教会在与普世教会彻底脱离三十年之后，再次出埃及，神迹宣告中国在属灵上新属于基督。文革前后的神迹，和1927年的山东大复兴一样，证明圣灵将属灵权柄赐给了中国教会。神迹是合法性的证明，证明中国只有这一个教会，就是经历了大逼迫之后死而复活的教会。最后讲一个故事。杨安溪的见证，他从57年信仰崩溃后，就在神面前求圣灵充满，使他恢复信心，祷告了17年，神都没有给他。最后在文革中，他被关牛棚，被一个看守绑起来，用鞭子鞭打了三个半小时，直到快死了，这时他忽然经历到圣灵充满。他以前是运动健将，相当以体魄自傲，当他被打得快死了，才知道被鞭子打是最痛的。为什么被打呢？因为有个人告发他。告他什么呢？年长的人知道，当时有个词叫“三忠于四无限”，四个无限就是“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崇拜”。
那人说，基督徒肯定做不到四个无限，因为你们信神，就不可能无限信仰毛主席。杨安溪说，我不能无限信仰，因为我信耶稣。但我还是可以无限热爱，因为上帝要求我去爱他人。辩论了半天，人家得出结论说，你们基督徒只要没有放弃有神论的信仰，就肯定做不到四个无限，所以你们还是反革命，于是那个人告发了他。
他被鞭打到一个地步，告发他的人崩溃了，跑过来给他说对不起，那人甚至倒在地上哭，以为他要被打死了。就在这时，杨安溪突然经历到圣灵充满，里面充满了一种力，含隐不住，十分喜乐。他就跟神祷告：“主啊，不要是这会儿吧，这是在牛棚，我现在被鞭打，又不能赞美你，又不能唱诗。我祈求了十几年，怎么这会儿给我呢？”于是他就饶恕了告他的人和鞭打他的人，因为他里面有喜乐，和主恢复了亲密的关系。他在信仰上经历了极大的被肯定，圣灵就激动他，鼓起勇气找领导说：“我的确做不到四个无限，我不可能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毛主席，你们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我这个死不悔改的基督徒身上了，我绝对不可能悔改的，你们要杀就杀，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就这个样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去找杀你的人摊牌，说死就死吧，我就是信耶稣。王明道在1980年代，经常给请教他的人送八个字，叫“但遵神旨，莫问前程”。林献羔对来访者，也经常总结家庭教会的“神圣原则”，叫“哪里有逼迫，哪里就有复兴”。因为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逼迫再次临到家庭教会了，我们有谁不惧怕，有谁不软弱呢。从现在开始，祈求圣灵充满吧。
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若没有你圣灵的工作，我们就被那“可爱的中国”，被时代的潮流和人间的社会理想裹挟了，或者在那一切面前，没有办法坚持和回应教会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主啊，你使中国的基要派教会经历了磨炼，很多人放弃了信仰，背叛了你。但也有很多人在极端的情况下仍然蒙你保守。你在拆毁的工作中，仍然有丰盛的恩免。那些前辈圣徒，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刚强，都经历了软弱，跌倒，甚至如彼得一样不认你。但你还把他们熬炼到一个地步，来祝福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教会。我们既是这些父老的属灵后代，求主也照样感动我们，虽然今天我们抵挡罪远远不到流血的地步，眼前这一轮逼迫也远远没有到失丧生命的地步。主啊，你若再做拆毁的工作，也求你做保守与复兴的工作。求主激动我们一些人，全然献身给你。求主让我们来认家庭教会的属灵父辈，知道自己是谁，就去跟随他们的脚踪，好叫我们在后代面前，能将那属灵的道，将十字架的道路和荣耀传承下去，再传给三十年、五十年后的中国教会。感谢主，听我们如此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