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宗浸信会神学历史与渊源 （三） 转载
特别浸信会虽然更谨慎地维护基本的圣经正统，但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导致衰落的属灵问题。除了英国民族和宣信基督的教会整体的总的属灵衰落以外，特别浸信会有她自己的属灵衰落。促成这种衰落的原因显然包括以下因素：
a. 特别浸信会教会领导力量上的衰落。18世纪开始以后，特别浸信会原先的中流底柱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人世。托马斯·高里尔和韩塞尔·诺里斯1691年去世，威廉·吉芬1701年去世，本杰明·纪慈1704年去世。显然接替他们的新牧师通常在恩典和恩赐上不能与他们相比。
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进入事奉的人普遍缺少纯正彻底的神学教育。缺少这种教育的一个原因是，1688年后那些主要的大学跟以前差不多一样，继续不能为不从国家者做培训和教育。同这个现实相伴的是，牧师自学成材的传统似乎在加强（比如约翰·本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写的书在基督教会内成了除了圣经以外最畅销的书）。这种不断增长和加强的传统导致了对更为彻底和更为正式的神学教育的抗拒，尽管一些早期的浸信会牧师仍然在做英国国教成员期间受到了大学教育。的确，当时传统的神学教育机构一般来说不是彻底按照圣经建立起来的。所以他们本身就产生了许多问题，而且特别浸信会中那些更有恩赐，自主性更强的牧师很可能有能力克服神学预备上的这些障碍。然而恩赐才干比较一般的人大概会因为缺少足够的预备而受到妨碍，大大地处于不利的条件下，这也削弱了他们在其中做工的教会。
导致教会领袖软弱的是麦克白（McBeth）[3] 所强调的：许多教会没有做到（或至少无力做到）以足够的钱财来支持他们忠心的福音工作者。按照提摩太前书5:17-18以及其它经文，福音工人理当接受这样的供养。这可能多多少少是从逼迫时候留下的问题，并且在浸信会中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特别浸信会没有产生在才干和能力上与第一代牧师一样的人，这往往是基督教会中一种经常重复的模式，特别是当一场新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兴起之后更是如此。要在接下来的几代人中维持和加强起初得到的地盘实在是很困难的，无论是教会领袖还是正常的教会成员都是这样的。当然，从根本上来说赐给教会合格牧师的是主，所以我们应当从历史中得到警戒，祷告并且努力确保目前仍然正在做工的牧师，将来有合格的工人替代他们的位置。同时又要为附近新兴起的教会预备牧师，也为福音没有传到更为遥远的地方预备宣教士。我们必须保证我们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这样教养他们。我们也必须为我们有追求，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足够的神学教导。我们还必须在实际工作中有多个平等的长老和牧师在老一代牧师去世之前就让他们上任。
现在来看第二个显然导致特别浸信会衰落的因素：
b. 过分纠缠在对小事的争论当中，以至于明显缺少对弟兄姊妹的爱，并且也失去了对真理和神国度的更大问题的关心。
(1) 本杰明·纪慈挑起了论争的风暴，这场风暴源自于1689年，他试图在敬拜中引入歌唱，包括唱颂那些没有紧密按照神所默示的圣经而改写的圣诗。这和唱颂根据诗篇和其它经文改编的诗相对。应该看到，17世纪英国教会总的来说不唱颂这类非默示的圣诗。显然在逼迫的那些年间，公理会唱颂任何类型的圣诗都长久被忽略了。起初是由于害怕当局发现秘密的聚会，公理会为保证安全不唱诗这种权宜之计显然成了一个信仰自由到来之时也很难改变的传统。这种争论继续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敬拜中歌唱，包括唱颂非默示的圣诗，在浸信会中盛行起来。但是，当时这种歌唱论争在弟兄姊妹中引起了令人痛心的行为，这也促成了1689年才成立的全国联会的分裂，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也使单个的地方教会造成了分裂。
(2) 导致相当大的论争的第二个问题是教会成员和圣餐是封闭还是敞开这个问题。1672到1681年威廉·吉芬（主张封闭的立场）和约翰·本仁（主张敞开的立场）之间这场争论，在这两个人之间以书面的形式变得更为公开化。显然由于特别浸信会内部观点的不同这件事在1689年的公认信条中没有提出和处理。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浸信会相信，惟一合乎圣经得洗礼方式是浸水礼，婴儿洗礼，点水或泼水都不正确。这样，他们此时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作为婴孩受洗，而不是作为信徒受洗的真基督徒，那些采取封闭教会成员资格立场的人相信，只有那些作为信徒并且受过浸水礼的人才能合宜地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成员，而采取本仁那样敞开立场的人也允许婴儿时受过洗的信徒和相信时受过洗的人一起成为教会成员。同样地，那些坚持封闭圣餐的人相信只有那些先前作为信徒受过浸水礼的人才能合宜地被允许领主餐，而那些坚持敞开主餐立场的人，允许所有宣信基督的人领受圣餐，不论他们是否作为信徒受洗。
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特别浸信会以及总的来说正统浸信会倾向于有一种封闭的成员资格。特别浸信会总的来说也在一开始就持守一种封闭的圣餐制度，而其它浸信会以及最终特别浸信会的后代朝着更为敞开的圣餐制度方向移动。今天改革宗浸信会一般来说坚持一种封闭的教会成员资格立场，并且大多数采取一种有限的领圣餐立场是敞开的，类似于司布真的做法。这意味着偶尔有其它合乎圣经的地方教会的名声良好的婴儿洗礼派或浸礼派来访者到来的时候，他们也被允许和改革宗浸信会地方教会按照圣经受过洗的成员一起领受主餐。这是对基督普世教会的一种承认，它和地方教会一样真实。
这两个问题――会众唱诗包括唱颂非默示的圣诗，以及教会成员和圣餐的敞开与封闭，在某种程度上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些问题引起的争论似乎具有令人分心的作用，使人看不到更重要的值得关心的事情。由此而引起的激烈争论，很可能由于圣灵的担忧而削弱了属灵的活力和热心。英格利森指出“过分注重组织和机构问题而不注重传福音和教会的增长和自封，的批评家的吹毛求疵挑剔指责精神给属灵的热忱泼了冷水。” [4] 他认为这些因素导致了特别浸信会中属灵的衰落。
但是，英国特别浸信会属灵的衰落还有一个因素比其它因素都更突出，这个因素至少部分地源自于教会缺少受到良好训练且胜任的领袖，以及由于对小事的争论而分散了对基督国度的扩展工作的注意力。那个因素就是：
c. 极端加尔文主义的错误兴起并且盛行。1689年的公认信条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平衡的、合乎圣经的加尔文主义的，没有任何东西是极端加尔文主义或是为极端加尔文主义开辟道路的。然而，这个严重的错误还是在18世纪早期进入了英国特别浸信会教会，正象与之相反的阿民念主义错误后来也有它的兴盛日子一样。（参见图表82B）关于这一点伊恩·慕里的著作，《司布真与极端加尔文主义》是非常有帮助的。
“极端加尔文主义的标志就是传道人不要对所有的人发出相信基督就得救的一般邀请”，[5]这种做法并没有首先在特别浸信会中出现，而是跟一位公理会牧师约瑟夫·胡塞一起出现的，他1707年出版了《神运作恩典但不提供恩典》的书。这些观点被胡塞所牧养的教会中的一个成员约翰·斯凯普（John Skepp）（卒于1721年）所吸收，此人后来成了一名浸礼宗信徒，然后又成了一个特别浸信会教会的牧师。斯凯普和另外一位最终接受极端加尔文主义观点的特别浸信会牧师约翰·布莱恩（John Brine）（1703-1765年），在把这些观点带入特别浸信会教会中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最大的影响很可能是由他们跟另外一位特别浸信会的牧师约翰·吉尔（John Gill）（1696-1771）的亲密友谊而产生。关于吉尔，胡尔斯提供了以下简略的生平记述：
到11岁的时候吉尔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知识。他的学业就在这个年龄结束了，因为他不从国教的父母拒绝认同文法学校的男孩必须参加强制性礼拜。（英国国教的礼拜）的规定。吉尔对知识的渴求是不知满足的，他私下里自己学习，获得了希伯来文、哲学和逻辑学以及其它科目的知识。他19岁归信并且受了洗，不久之后他开始讲道。1719年，他22岁的时候被南沃克教会邀请，这个教会因为有一系列著名的牧师而变得赫赫有名，这些著名的牧师是本杰明·纪慈，本杰明·斯丁顿，吉尔，约翰·瑞本和司布真。吉尔在南沃克教会服侍了52年……[6]
吉尔是一位有恩赐有才干的牧师和传道人。特别是在他服事的早期他在伦敦牧养的有名教会的聚会房屋总是暴满的（共有1200个座位），尽管后期教会衰落了。他越来越显赫的名声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因为他敬虔的生活和广泛的著述而更加扩大了。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圣经评注和一卷大部头的系统神学著作。
在他事奉的早期，日益有影响的约翰·吉尔接受并且进一步促进了极端加尔文主义错误的传播。慕里说：
1729年他带领他教会的会众采纳了一个新的信仰和实践宣言，这个宣言略去了通常清教徒在福音中邀请人信靠基督的提法。关于胡塞教导的推进，重要的是看起来1689年浸信会公认信条自从1720年以后有70年没有印刷（这再一次表明这份信条绝不是极端加尔文主义的盟友）。[7]
司布真后来对吉尔的描述如下：
“很多人把这个神学体系跟他（吉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个神学体系使很多教会寒到了灵魂深处，因为它使他们省略了福音中的自由邀请，并且否认了罪人必须相信基督的责任。” [8]
为什么吉尔最终否定向所有人发出的自由免费白白的福音邀请，并且否认人有责任相信福音呢？因为他落入了跟阿民念派一样走极端的错误当中，他很可能无意中在实践上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理性主义的影响。这种理性主义错误地把人的头脑抬高到神话语的真理之上。吉尔至少在神的话语中看到了两个看似自相矛盾或互相对立的情况，像阿民念派一样，他否认了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一面，为的是能够合乎逻辑地坚持另一面。所不同的只是在每一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与阿民念派相反的那一面罢了。
当阿民念派遇到了神对人救恩的绝对主权以及人有责任悔改并且相信福音这两个圣经真理的时候，阿民念派选择的是人的责任而否认了神的主权，相反吉尔选择了神的主权，而否认了人的责任。但问题是，这两个教义都是真实的，因而都是我们必须相信并且用来影响我们的实践的。
而且当阿民念派遇到人天然无力悔改并且相信福音，但他的责任又必须悔改和相信这两个圣经真理的时候他选择了人的责任而否认了人的无能无力，因为毕竟神不会要人为自己所不能做到的事负责。另一方面，吉尔选择了人的无能无力，并再一次否认了人的责任，因为再一次按照阿民念派的逻辑，人不能为自己无力做到的负责。慕里描述了吉尔的这一点：
极端加尔文主义思维的主要部分可以清楚地在吉尔身上特别是他的两卷著作《神和真理的事业》中看到。这部著作是为了驳斥阿民念主义而出版的，在这两卷著作中他详细论证的是人没有责任来就近祂（基督），或是相信祂，以致灵魂得救“因为没有神的特别的恩典，他们不能这样做”就所引用的经文而言，吉尔相信“我不知道有任何经文劝免和命令所有人，人类的所有个体来悔改并且相信基督而得救”。[9]
浸信会牧师和历史学家约瑟夫·伊维美（Joseph Ivimey）从吉尔一篇讲道的结尾部分得出如下几点观察结论，这是针对他在讲道的结尾部分如何对待未曾归信之人的诉诸良心的警戒性呼吁 [10]：
这里没有对人的良心敲起警钟，就像我们主说的那样，“除非你们悔改，否则你们将要灭亡”；这里没有对他们发出劝告，敦促他们严肃认真地考虑罪和不信的危险，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等等。――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就劝免众人：“他没有”代替基督劝免他们与神和好，基督的救赎和公义是完备的，一切相信耶稣之名的人都将得救和称义；没有警告那些既不认识神又拒绝顺服耶稣基督福音之人，他们将来要遭遇的可怕结局；没有劝免人逃避将来的愤怒，抓住摆在他们面前的盼望以此为避难所；没有指示人如何藉着耶稣的中保祷告、祈求、赦罪、恩典和怜悯；而只是告诉他们说，要寻求永恒的救恩。注意使用蒙恩之道，愿主在适当的时候藉着蒙恩之道呼召你们。[11]
不奇怪的是，随着这种导致属灵衰败的影响在他们中间传播，特别浸信会作为一个派别没有兴旺起来，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屈从于这种影响。所幸，主对于衰落的特别浸信会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在我们看了后宗教改革衰落（1689-1739）之后，我们现在来看：
B. 福音大复兴（1739-1854年）。先来看：
1. 惊人的爆发。我们已经看到，正当18世纪英国属灵光景看起来最为黯淡的时候主做工给那个国家带来了大有能力的属灵复兴。乔治·怀特菲和约翰·卫斯里是这次复兴中特别被神使用的器皿。复兴于1739年全面爆发，当时这些热诚的英国国教牧师开始在露天讲道，因为其他英国国教神职人员越来越拒绝他们在教堂里面讲道。
神这项工作的结果是，不仅是卫里公会建立，而且在很多方面这个国家在道德和属灵上有了好转，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实际经历了个人重生。这项属灵工作的作用明显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以上我们总的回顾了大复兴，现在更具体地来看：
2. 大复兴对特别浸信会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浸信会显然略微晚一些才直接受到神这项恩典工作的影响，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极端加尔文主义抑制性的活力消减的作用早已渗透到他们中间，成了一种真正的拦阻，使他们不能对露天福音布道家热切的福音工作和呼吁作出反应。而且特别浸信会同新出现的卫里公会极少有自然的联络，因为卫斯里和怀特菲都来自于英国国教会，而且留下了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一组新生教会的卫斯里很早就在神学上成了一名阿民念派，这和加尔文主义的怀特菲是相反的。然而，英国高涨的属灵气候确实最终对加尔文主义浸信会产生了作用。慕里写道：
到了他（吉尔）1771年去世的时候，极端加尔文主义正在走向衰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福音大复兴中福音派加尔文主义对不从国教教会的影响所导致的。正如近期一位作者所说，另一个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越来越少地受到理性的影响，而更多地被复兴的宗教的热情之火所温暖。极端加尔文主义过分拘谨僵化的立场主要不是通过辩论失去的，更多的是通过一个对理性主义不怎么感兴趣的新时代的出现而失去的。随着神话语的大能在那个国家爆发的明证，人们更少在乎为正统信仰提供合乎逻辑的捍卫。[12]
麦克白补充说：
文字记载显示了特别浸信会对斯凯普，布莱恩和吉尔的神学所造成的消减活力的影响日益不满。教会荒凉，福音工作衰微，整个教派凋零了，要求回到更加古老，更加福音派的加尔文主义的呼声响起。1750年响起，到1780年达到高潮。[13].